二驴子他们走了。
市场上的商贩们都没心思卖货了。
在这些商贩中，罗序很有威信。
罗序来的时候，市场上还只有三十几家小商贩，一商店前面还有很多空着的地方。
但改革开放后，人的观念也在发生改变，有的人终于放下面子，舍弃尊严，上街摆起小摊，做起小贩。
有下海早的人，在商海中摸爬滚打，碰的头破血流，满身伤痕，裤衩子都赔没了。
他们只好丢掉厂长，总经理，董事长的头衔，放下身段到市场摆摊，缓一口气，以图东山再起。
因此，这个菜市场已经有一百多家小商贩。
而其他商店门口，十字路口，人流集中区域，也出现了摆摊的商贩。
一商店前的空地已经挤摊位，商贩们经常因地盘或者抢客等琐事发生争吵，甚至动手。
多少年后，回过头，有人带着羡慕嫉妒恨和不服气的心态，说这些暴发户，都是流氓和蹲过监狱的劳改犯，他们胆子大。
但他们可能说对了一半，改革开放初期，敢于下海经商的，确实需要胆量，是一些敢于吃螃蟹的人，也是一些被生活重压下喘不过气来的人。
罗序属于后者。
但像罗序这样的暴发户，各行各业也都有，但为数并不多。
罗序的生意起来了，腰包鼓了，人人羡慕。
市场上，谁有点儿难处，都会找罗序帮忙，有矛盾，也会找罗序调解。
罗序本就是热心肠，又是先富带后富的理念。
他是来者不拒，能帮上忙的，就鼎力相助。
市场上，他也在结识了一些朋友。
一起喝酒的时候，都是他买单，从不占别人的便宜，还有好几个人欠他的钱。
他也从这些人身上，学到了一些买卖经，也从失败者身上，学到了教训。
今天，突然要取缔这个市场，大家都六神无主。
他们聚在罗序摊位前。
宋老五问：
“老彭，怎么办？”
彭成贵说：
“我也不知道。”
宋老五说：
“罗序什么时候回来？”
彭胜贵说：
“镇上要取缔市场，小罗回来也不会有什么办法！”
众人呛呛一阵，谁也不想离开，最后达成一致意见，说大家拧成一股绳，就在这里摆摊，镇里也不敢抓人。
有了这个办法，众人心里轻松下来。
这时，又来一伙人。
领头的是张大凯，后面跟着程海、刘士宽、唐力、秦万财。
去年，五井因煤炭资源枯竭黄了。
孙千调到镇里当了镇长，张大凯做了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看，程海做了干事。
做镇长，就没什么油水了。
于是，孙千就打起菜市场的主意。
他以镇政府名义成立一个早市，让张大凯和程海出面管理。
把刘士宽、秦万财找来做市场管理员。
秦万财就是五井那个开绞车的师傅。
这二个人都是张大凯铁哥们儿。
他们要把所有的小贩都集中起来，收取管理费。
而二驴子的执法队，就是要取缔街面的小商贩，把他们都赶到早市。
进了市场，张大凯拿着扬声器喊道：
“大家注意了，为了方便居民买菜，镇里在铁道边成立道边早市，下午卖号，你们可以先去看看！”
铁道边是个地名，在煤城镇东部只有十几户居民。
解放前，那里曾经是个牛马行，解放后荒废了。
张大凯见没人响应，就说：
“告诉你们，号可不多，先来后到，谁先占归谁！”
做生意的，位置很重要。
一步之差，卖货就相差很多。
不管是什么市场，主道、十字路口、中心地带都是比较好的位置。
人流大，光顾的人多。
就是所谓的地利。
每一个摆摊的小贩，谁不想占个好位置。
有人动心了。
卖菜的赵大白话问：
“收钱吗？”
张大凯说：
“收不了几个钱儿，你们就交点儿卫生费，一个号一天五毛钱，一个月一交。”
一天5毛，一个月就是15块钱。
15块钱，对罗序来说，就不算什么了。
但对其他小贩来说，就不是小数目了。
一个月，一部分人就挣二三十元钱，一部分人能挣六七十元钱，挣到一百块钱的，没有几家，而每天就挣千八的，只有罗序一人。
赵大白话说：
“卫生费太贵了！”
张大凯说：
“五毛钱还贵吗！”
高婶说：
“我一个月就挣二三十块钱，去掉给你们的，没了！”
宋老五说：
“一个月五块钱还将就！”
程海说：
“镇里还要雇几个市场管理员，还要雇两个打扫卫生的，一个月五块钱，雇人的费用都不够！”
宋老五说：
“就让我们在这里卖，你们就不用雇人了！”
程海说：
“不是镇里不让你们卖，是县里有文件，要集中管理市场。这个市场取不取缔，你们找执法队去，我们铁路警察，管不着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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