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得有道理。”吴书记缓缓点头，“但是，这件事风险太大了。一旦失败，咱们不仅救不了周叔，连自己都会搭进去。”
“吴叔，现在还有退路吗？”孙玄反问，“就算咱们什么都不做，他们也不会放过咱们。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一把。”
他看着吴书记，眼神诚恳：“我知道您担心什么。但您想想，周叔要是倒了，咱们红山县这些人，能有好下场吗？咱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吴书记久久没有说话，只是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办公室里的烟雾越来越浓，几乎让人看不清彼此的表情。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掐灭手里的烟，像是下定了决心，眼神变得锐利起来：“你说得对，没有退路了。拼一把，或许还有希望。”
他站起身，在办公室里踱了几步，脚步比刚才沉稳了许多。“玄子，你说得那两个方向，都可以试试。找文件，找证人。但是，这件事不能大张旗鼓地做，得暗地里进行。”
“我明白。”孙玄点头，“我会小心的，不会让人发现。”
“找文件的事，你去办。”吴书记说道，“你在采购科，平时接触各个部门的机会多，档案室那边你也熟，找起来方便。记住，要找中央发的正式文件，最好是近期的，这样才有说服力。”
“好。”
“找证人的事，我来想办法。”吴书记继续说道，“我在红山县待了这么多年，总有几个信得过的老伙计。我会让他们悄悄去联络，看看能不能找到愿意作证的人。”
他看着孙玄，眼神严肃：“玄子，这件事，风险很大。你……”
“吴叔，您别说了。”孙玄打断他，“我不怕。就算为了您，为了周叔，为了红山县，我也得去做。”
吴书记拍了拍他的肩膀，力道很重，带着信任和期许：“好小子。记住，一定要小心，凡事多留个心眼。如果遇到什么麻烦，立刻告诉我，千万别自己扛着。”
“我知道了，吴叔。”
两人又商量了一些细节，比如怎么避开调查组的耳目，怎么确保证人和文件的安全。
窗外的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办公楼里的人大多已经走了，只剩下零星几个办公室还亮着灯。
“时候不早了，你先回去吧。”吴书记说道，“从明天开始，咱们分头行动。记住，表面上一定要和平时一样，别露出任何破绽。”
“嗯。”孙玄站起身，“吴叔，您也早点休息，别太累了。”
吴书记点了点头，看着孙玄走出办公室，才重新坐回椅子上。
他看着桌上堆积如山的文件，心里清楚，接下来的日子，注定不会平静。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已经悄然打响。
孙玄走出办公楼，夜色像墨一样浓稠，把整个县城笼罩在一片寂静之中。
偶尔有几声狗吠传来，更显得四周空旷。他抬头看了看天上的月亮，被乌云遮了一半，朦胧不清。
1969年的红山县，空气里弥漫着一种不同寻常的紧张。
清晨的薄雾还没散尽，县政府办公楼前的槐树上，几只麻雀叽叽喳喳地叫着，却驱散不了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霾。
孙玄踏着露水走进办公楼时，遇见不少同事，大家脸上都带着凝重，眼神交汇时只是匆匆一点头，谁也没心思多说一句话。
这几天，孙玄几乎把档案室翻了个底朝天。积满灰尘的档案柜被他一个个拉开，泛黄的文件堆在桌上，像一座小山。
他的手指在纸页上快速划过，油墨的气味混杂着霉味钻进鼻腔，眼睛因为长时间盯着小字而酸涩发胀。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在一堆1966年的中央文件里找到了关键内容——一份关于“区分传统民俗与封建迷信”的指示，里面明确提到“民间婚丧嫁娶习俗，只要不涉及封建迷信活动，应予以尊重”。
找到文件的那一刻，孙玄激动得差点把手里的搪瓷杯摔在地上，连夜把关键内容抄录下来，仔细核对了三遍才敢交给吴书记。
而吴书记那边也没闲着。白天他在办公室应付调查组的问询，晚上就换上便装，带着两个信得过的老伙计，揣着几个窝窝头，悄悄摸到城西的胡同里。
昏黄的煤油灯下，他坐在老乡炕沿上，一边听着窗外的风声，一边耐心地劝说那些亲眼目睹冲突的街坊。
“老哥，我知道你们怕，但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吴书记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恳切，“革委会的人动手打人是事实，老刘家的孩子枉死也是事实，咱们不能让公道被埋进土里啊。”
大多数人只是唉声叹气，摇着头说“不敢”，但也有几个性子耿直的，看着吴书记布满红血丝的眼睛，咬着牙点了头：“吴书记，您信得过俺，俺就跟您去！大不了就是被批斗，总不能让好人受冤！”
这天上午十点，县政府会议室的门被推开时，气氛瞬间凝固。
长条木桌两边，一边坐着调查组的五个人，为首的是个梳着油亮背头的中年男人，姓赵，据说从地区革委会来的，眼神里总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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