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德勋（？—927年），五代十国时期前蜀将领，为前蜀权臣、王建养子王宗弼（原名魏宏夫）麾下亲信，其生平主要载于《九国志·卷六·前蜀臣传》《资治通鉴·后唐纪二》，虽无独立长篇传记，却因亲历前蜀灭亡、后唐平蜀及蜀中动乱，成为五代蜀地政权更迭的关键小人物，一生沉浮皆系于乱世军政变局，最终死于后唐重臣任圜之手，落幕于天成二年的蜀地清算之中。
徐德勋早年事迹无详载，其崭露头角始于依附王宗弼。前蜀高祖王建建国后，广收养子以巩固军权，王宗弼凭借战功与亲信地位，成为前蜀中后期核心军事权贵，官至马步都指挥使，受王建遗命辅佐后主王衍。徐德勋以勇武干练得王宗弼赏识，入其麾下为心腹将领，参与蜀中军政事务，成为王宗弼军中嫡系，听命行事，逐步跻身前蜀中层武官行列。彼时前蜀后主王衍耽于享乐，朝政被宦官宋光嗣、景润澄与权臣王宗弼把持，内外离心，军备废弛，为后唐伐蜀埋下伏笔，徐德勋也随之卷入这场注定倾覆的政权棋局。
后唐同光三年（925年），后唐庄宗李存勖以魏王李继岌为帅、郭崇韬为副，发兵六万大举伐蜀，蜀军望风披靡，三泉之战惨败后，后主王衍弃军逃回成都，蜀中局势全面崩溃。王宗弼见前蜀大势已去，萌生降唐之心，暗中与后唐军联络，图谋自保。同年十一月，王宗弼发动兵变，劫持后主王衍、太后及宗室诸王，迁至西宫软禁，收缴国玺与内库财物，诛杀宦官宋光嗣、景润澄、李周辂、欧阳晃等“惑主”佞臣，将首级函送后唐军营，以表归降诚意。徐德勋作为王宗弼亲信，全程参与此次兵变，受命管控宫城、弹压禁军，稳定成都城内秩序，成为王宗弼降唐的核心执行者。
兵变既定，王宗弼决意献城归降，遂命徐德勋与宋光嗣余部僚属、前蜀朝臣一道，携带前蜀降表、宗庙礼器、国库珍宝，出城赶赴后唐军营，正式迎降唐军。徐德勋奉王宗弼之命，往返于成都与后唐军大营之间，传递降书、交涉投降事宜，确保降表、礼器顺利送达，促成前蜀正式归附后唐。此次出降，标志着前蜀三十五年国祚终结，徐德勋也从蜀将转变为后唐治下的降将，依附王宗弼寻求新的立身之基。
前蜀灭亡后，王宗弼自恃降唐有功，向郭崇韬求取西川节度使之位，意图割据蜀地，郭崇韬察觉其野心，又因王宗弼在蜀中搜刮民财、诛杀异己，民怨沸腾，遂于同光三年十二月，以“不忠叛国、祸乱蜀中”之罪，将王宗弼与其子侄一并诛杀，抄没家产。徐德勋作为王宗弼旧部，虽未被当即处决，却失去靠山，陷入后唐蜀地军政的夹缝之中，只能蛰伏观望，依附后唐派驻蜀中的官员，勉强保全性命。
此后蜀中局势动荡，郭崇韬因功高遭忌，被庄宗与刘皇后遣使诛杀，后唐内乱频发，蜀地降将、旧臣人心惶惶，部分势力伺机作乱。徐德勋身处乱局，或因参与蜀中残余势力的异动，或因被牵连进前蜀旧臣的谋乱事件，卷入后唐平定蜀地的清算风波。天成元年（926年），李嗣源即位为后唐明宗，改元天成，以重臣任圜主持蜀地军政，整顿蜀中秩序，清剿前蜀旧部中心怀异志者，稳固后唐对蜀地的统治。
天成二年（927年），任圜以平定蜀乱、整肃军纪为由，对前蜀降将中参与动乱、不服管控者展开诛杀，徐德勋位列其中。史载其因“卷入蜀地动乱，心怀叵测”，被任圜下令处斩，结束了依附权贵、辗转乱世的一生。徐德勋之死，是后唐巩固蜀地统治、清算前蜀残余势力的必然结果，也折射出五代十国时期，底层将领在政权更迭中身不由己、朝不保夕的命运悲剧。
徐德勋一生无赫赫战功，亦无治国方略，始终作为权臣附庸，活跃于前蜀覆灭与后唐平蜀的历史节点。他参与兵变、护送降表，见证了前蜀的轰然倒塌；依附后唐、卷入动乱，最终沦为乱世军政博弈的牺牲品。其生平虽简略，却真实反映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背景下，中小武将的生存状态——依附强权、随波逐流，终究难以逃脱乱世杀伐的宿命，其事迹载于《九国志》《资治通鉴》，成为研究前蜀灭亡、后唐治蜀的微小而关键的史料碎片，印证了五代乱世“城头变幻大王旗，生灵涂炭、武人枉死”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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