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梧桐叶簌簌落在公证处的大理石台阶上时，程砚正用钢笔在遗嘱公证书上签下最后一个字。墨水在纸页晕开细小的毛边，像极了他十七岁那年，林昭昭蹲在教室后排给他补校服时，缝线歪歪扭扭的针脚。
“您确认放弃所有遗产继承权吗？”他抬头望向面前苍老的男人，声音里带着公式化的平稳。玻璃窗将夕阳切碎成斑驳的金箔，恍惚间竟与七年前审讯室的顶灯重叠——那时他刚通过司法考试，穿着崭新制服坐在调解桌前，而林昭昭攥着被继父殴打的验伤报告，红着眼眶在放弃起诉书上按手印。
她总这样。
蜷在法院调解室的塑料椅里，像株被雨水打折的白色山茶。乌发垂落掩住颈侧淤青，签字时指尖发抖，却仍固执地推开他要替她申诉的钢笔：“他养了我十年。”
此刻的程砚隔着氤氲的咖啡热气，突然看清她当年睫毛上凝着的霜。原来那不是冬日哈气，而是强忍的泪。就像此刻公证处空调出风口扑簌簌落下的，也不是尘埃，是经年累月积攒的，他未曾读懂的心碎。
遗嘱公证是三天前接的案子。委托人叫周聿白，肺癌晚期患者，指名要程砚亲自办理。男人裹在宽大的驼色羊绒大衣里，咳嗽声闷得像困在胸腔的雷雨。当泛黄的旧照片从档案袋滑落时，程砚正用镊子夹起公章——照片里穿蓝白校服的少女踮脚往公告栏贴作文比赛喜报，马尾辫扫过“林昭昭”三个字，在玻璃橱窗映出毛茸茸的光晕。
“她半年前病逝了。”周聿白摩挲着照片边缘烧焦的卷角，“这是她托我转交的。”
牛皮纸袋里装着房产证与存折，受益人栏填着“程砚”。最底下压着泛着消毒水味的笔记本，扉页夹着孕检报告，日期停在他们分手那天的凌晨两点。程砚想起那天滂沱的雨，林昭昭赤脚追到公证处门口，湿透的白裙裹着伶仃脚踝。他攥着同事偷拍的暧昧照片，任由她拽着袖口解释，却在她哽咽着说“我怀孕了”时，冷笑着撕碎调解书砸在她脸上。
“你继父刚保外就医，你就学会用怀孕讹人了？”
玻璃门开合带起的风掀动笔记本，露出化疗缴费单上潦草的字迹。程砚这才知道，那晚她攥着的不是讹诈的筹码，而是卵巢癌诊断书。她瞒下所有病症，用最后半年时光替他整理经手的七百二十三个案卷，在每份公证词背面用铅笔写满注释——他总抱怨当事人填错表格，她就将易错项编成顺口溜；他常因证据链瑕疵被投诉，她就把《公证程序通则》拆解成思维导图。
最后一页夹着产检B超照，蜷缩的胚胎旁标注着“妊娠终止同意书”。周聿白的公证词在耳边忽远忽近：“她说做公证员的手不能抖，所以全麻手术前还惦记着帮你熨制服......”
五年前儿童虐待案的公证现场突然在记忆里显影。被家暴的男孩死死攥着儿童福利院的接收函，而林昭昭作为法律援助律师蹲在长椅旁，将热牛奶塞进孩子冻僵的掌心。程砚记得自己公事公办地提醒：“证据链缺少目击证人。”她却突然拽住他袖口，眼底晃着他看不懂的哀求：“程砚，你明明见过我继父的案子......”
他当时甩开她的手。
此刻终于明白，她不是在为当事人求情，而是在等他问一句：“你当年为什么撤诉？”
保温杯摔在地上发出沉闷回响。程砚踉跄着扶住档案柜，指腹蹭过遗嘱公证书上“林昭昭”的签名。七年前的雨夜碎片拼凑成狰狞真相——她继父出狱那晚，他收到匿名短信：“再查林家旧案，小心你女朋友的命。”他疯了一样冲回公寓，却撞见她浑身湿透地从巷口蹒跚而出，脖颈残留着青紫指痕。
“为什么不告诉我？”他抖着手去触笔记本上晕开的字迹。化疗记录显示她最后一次写字时，笔尖在“程砚喜欢桂花拿铁”下面划出凌乱折线，护士标注：患者视力已丧失。
窗外开始下雪。
程砚抱着档案袋冲进墓园时，守墓人正扫着石阶上的薄霜。黑白照片里的林昭昭还在笑，唇角弯成他熟悉的弧度，却再也没人会在冬夜替他焐手，用铅笔在案卷边缘画简笔太阳。他跪在雪地里翻找手机里被拦截的陌生号码，最新一条停留在她火化当天：“程先生，林小姐给您留的婚戒在公证处保险柜，密码是您通过司法考试的日子。”
雪落进眼眶融成滚烫的咸涩。他忽然想起实习期第一个案子，白发苍苍的老夫妇来办意定监护公证。林昭昭蹲在轮椅边教老太太按手印，仰头时眼睛亮晶晶的：“等我们老了也这么公证好不好？就算你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我也会每天给你念案卷......”
当时他在笔录上签错日期，恼羞成怒地怼她：“公证员不能给自己办公证。”
原来她早就知道。
保险柜里的天鹅绒盒子沾着碘伏痕迹，戒指内圈刻着“砚雪不渝”。诊疗记录显示，她最后三个月已经握不住刻刀，是央求护士扶着她的手，在戒圈留下深浅不一的划痕。最底下压着泛黄的作文比赛奖状，十四岁的林昭昭在《我的理想》结尾写道：“想成为像爸爸那样的公证员，让每个说谎的人都按真实的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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