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二年（619年）十月底，王世充在洛阳被唐军围困、青城堡遭罗士信焚毁的危局下，突然率精锐部队东出洛阳，攻占滑台（今河南滑县），并进抵黎阳（今河南浚县）城下。这一反常军事行动的深层战略意图，需结合当时三方势力博弈的复杂局面加以剖析。
此时黎阳仓虽名义上被窦建德控制，但实际处于被迫投降窦建德的唐将徐世积（李积）与窦建德部共同驻守的状态。王世充选择冒险出击，首要目的是为了打通与河北窦建德势力的直接联系。
滑台位于黄河渡口，黎阳更是控扼永济渠的漕运咽喉，若能在此建立据点，既可缓解洛阳缺粮危机，又能为窦建德援军南下开辟通道。
窦建德突然东进，尉氏城（今河南尉氏县）守将时德叡、汴州刺史王要汉、亳州刺史丁叔为保全自己实力，则纷纷派遣使者向王世充投降。王世充任命时德叡为尉州刺史。
王世充亲征滑台实为"以战止叛"，即通过军事威慑迫使隋朝旧臣驻守的河南州县不敢轻易降唐。
这一现象需置于隋末唐初群雄割据的特殊背景下理解。自隋朝大业末年天下大乱以来，隋朝地方守将的忠诚度往往随军事形势波动，易主之事屡见不鲜。
时德叡等人驻守的尉氏、汴州、亳州地处中原腹地，正处于王世充“郑”政权与李唐势力拉锯的前沿。武德二年春，王世充虽在洛阳击退李世民首次围城，但其统治已显颓势：二月罗士信叛投唐朝，四月单雄信等瓦岗旧部暗中通唐，河南州县人心浮动。
时德叡等守将作为非王氏嫡系，本就处于观望状态，其驻地又邻近唐军活跃的熊州（今河南宜阳）、谷州（今河南新安），面临双重压力。然此时唐军主力正与刘武周争夺河东，对河南渗透有限；反观王世充为突破唐军包围，正以洛阳为中心向外突击。时德叡等人选择此时降郑，实为权衡利弊后的自保之策，既避免直接对抗王世充东征兵锋，又可借归附之名暂保权位。
这种"骑墙"心态在隋末乱世极具代表性。以王要汉为例，其弟王伯当原是李密心腹，随李密降唐后又反叛被杀，家族政治资本严重受损。王要汉在汴州的抉择，既受兄弟政治遗产牵连，又需应对窦建德势力自河北南下的威胁。
而丁叔则所在的亳州更处江淮杜伏威、河南王世充、关中李唐三方势力交汇处，其反复犹疑正是小军阀在夹缝中求存的缩影。司马光对此评道："隋末守令，皆以城邑为进退"，揭示出当时地方势力"兵随将转，将依势存"的生存逻辑。
王世充对此类降将的处置也折射出乱世政治特色：他授予时德叡尉州刺史之职，既无实质地盘亦非世袭承诺，实为临时羁縻。这种空头官爵的滥封，恰是枭雄们维系松散联盟的常用手段。
然而，这些降附行为并未改变河南战局。随着李世民次年彻底围死洛阳，时德叡等人很快又转投唐朝，其反复无常的轨迹，正是隋末唐初地缘政治破碎化的鲜活注脚。
面对唐军围困洛阳之局势，王世充敢于离城实因三重底气：其一，洛阳城经隋朝数十年营建，"城墙高五丈，壕深三丈"，唐军缺乏重型攻城器械难以速克；其二，李世民主力正分兵扫荡洛阳外围据点，对王世充出城动向存在误判；其三，郑军留守部队由其侄王仁则统领，王氏宗亲集团尚能维系核心城防。
然而王世充这一决策终究是饮鸩止渴，唐军趁其东出之际，由罗士信、秦叔宝等猛将连续攻陷洛阳西线硖石堡、千金堡，使郑军彻底丧失外围机动兵力。
王世充东征滑台-黎阳之役最终未能实现战略目标：黎阳守将徐世积焚毁粮仓退保虎牢，窦建德也未如预期迅速南下；滑台虽短暂易手，但唐军旋即由史万宝部夺回控制权。这场军事冒险反而加速了洛阳郑政权崩溃，当王世充十二月狼狈返回洛阳时，城中粮价已飙升至"一匹绢换三升米"，军民竞相缒城投唐。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尖锐点评："（王世充）外示进取，实为困兽之斗"，其孤注一掷的东征既暴露了战略短视，更折射出隋末军阀困守孤城时的普遍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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