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了！”有人尖叫起来。
马德福扑上去抱住弟弟：“住手！快住手！”
混乱中，马德才的腿被人用锄头打断了，疼得在地上打滚。
新淤的滩地上到处都是血迹，混着泥土变成了暗红色。
陈秀兰抱着刚满周岁的孩子跑来，跪在血水里哭喊：“别打了！求求你们别打了！”
她怀里的孩子被吓得哇哇大哭，这哭声终于让杀红了眼的人们停了下来。
此后，两个村子再无宁日。
1951年土改时，工作队来划分成分。
马长贵家因为有两头耕牛和五亩水浇地，被划为富农；
陈和平家虽然房子新，但只有三亩旱地，划成了中农。
马长贵不服气，指着陈和平家新盖的土房说：“他家的房子比我家还好，凭什么我家是富农？”
工作队的队长解释：“成分是按土地和雇工情况划分的，不是看房子。”
但马长贵心里已经埋下了怨恨的种子。
那年冬天，他趁着夜色，悄悄把两家地界的界石往陈和平家地里挪了二十步。
第二天陈老四发现时，气得浑身发抖，却找不到证据是谁干的。
1953年成立互助组时，矛盾开始显现。
马长贵当上了马家沟的组长，故意不安排人手帮上官屯收割。
陈老四带着两个儿子在地里没日没夜地干，最后累得吐了血，回家躺了半个月。
那年冬天特别冷，陈和平的父亲没能熬过去，临终前拉着儿子的手说：“记住，马家的人不可信。”
1955年合作化高潮时，两个村子分属两个高级社。
可马德福依然会带着村民去告状，说上官屯占了他们的地。
“这事没完！”马德福在大会上公开说，“上官屯的人等着瞧！”
当晚，马家沟的年轻人就把上官屯地里的庄稼毁了一大片。
第二天，陈和平带着人找上门来，双方在打谷场上对峙了半天，最后被干部劝开。
1956年夏天，马二虎带着几个二流子在上官屯的河滩上堵住了王寡妇。
马二虎他们不仅偷看她洗澡，还把她晾在河边的内衣裤都拿走了，挂在马家沟的村口示众。
王寡妇羞愤难当，当晚就跳了河，幸好李满仓救起来。
这事在上官屯炸开了锅。陈和平带着二十多个小伙子去马家沟讨说法，双方在村口打了起来。马二虎的鼻子被打歪了，李满仓的腿也瘸了三个月。
从此，两个村子的人见面都不说话了。
1957年，两个村子的矛盾更加尖锐。
因为修水渠，两个村子又打了起来，这回轮到马二虎被刘三炮揍了一顿。
去年冬天修水库时，两个村子又为出工的事吵了起来。
上官屯的人说马家沟不出力，马家沟的人说上官屯把持着工程指挥部。
每天上工都要为工具、伙食吵上半天。
有一次，马二虎故意把一车石头倒进了刚拌好的泥里，害得上官屯的人多干了三天工。
上次马家沟进老虎，也就是林川不知道两村的恩怨，否则的话，没人会去帮忙。
可也不知道怎么了，这马二虎竟然转了性子。
1959年的干旱，持续了几个月。
刚进六月，地里的裂缝就能伸进一个拳头。
新修的水库成了救命稻草，但蓄水量只够浇灌一个村子的地。
公社开会那天，天气热得人喘不过气。
会议室里挤满了人，廖书记擦着汗宣布：“根据县里指示，水源优先保证上官屯的麦田，因为这是高产试验田。”
马德福“腾”地站起来：“书记，这不公平！我们马家沟的苞米都快旱死了！”
“这是上级决定！”廖书记敲着桌子，“要顾全大局！”
马德福从公社回来时，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
他立即召集村民在祠堂开会。
祠堂里闷热难当，几十号人挤在一起，汗臭味熏得人头晕。
“狗日的上官屯！这是要逼死我们！”
马德福蹲在供桌上抽旱烟，烟锅里的火光在昏暗的祠堂里忽明忽暗：
“有财，咱们地里的苞米还能撑几天？”
会计马有财拨着算盘，愁眉苦脸地说：“最多三天。再没水浇，今年就得绝收。”
“那就干他娘的！”马德福把烟锅往鞋底上狠狠一磕，“明天一早去闸口！”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马德福就带着三十多个青壮年来到水闸前。
闸门紧闭，渠水哗哗地流向上官屯的方向。
看闸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正坐在闸门边打盹。
“叔，”马德福强压着火气，“把闸门开开，让我们放点水。”
老汉揉着惺忪的睡眼：“马队长，这可使不得啊！这是公社的决定！”
马德福一把推开老人：“去你妈的公社决定！公社里坐着的都是上官屯的人！”
老头摔在地上，后脑勺磕在石头上，顿时血流如注。
有人趁机抡起锄头砸向闸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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