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1点，实验室的空调温度降至20℃，陈默在操盘日志写下：“外资流动是行业景气度的体温计，但需警惕本土情绪的放大镜效应。”保存模型时，系统突然弹出A股情绪指数报告：消费者信心指数35.2，较上月下降4.5个百分点，处于历史10%分位，市场情绪冰点信号触发。
小林调出内资流向数据，公募基金在半导体板块的持仓比例曲线如瀑布般下滑：“连续两周减仓3%，目前持仓比例12.5%，为2020年以来最低水平。”他的声音里带着担忧，“外资流入12亿元，内资流出8亿元，多空力量在情绪层面形成撕裂。”
陈默望向窗外，证券交易所的LED屏在雾中闪烁，红色和绿色的资金流向数字快速更迭：“外资带来的是增量资金，但本土情绪决定了波动幅度。2019年外资持续流入，但A股因贸易摩擦出现20%回调，情绪折价不可忽视。”
他在模型中新增“本土公募持仓变动”因子，输入近三年数据，硬盘读写声因数据量增大而变得沉重：“将公募持仓变动率与北向资金净流入的差值作为情绪压力指标，当差值超过2%时，模型需自动降低风险敞口。”
电梯下降的过程中，陈默望着镜中自己深陷的眼窝，想起2021年因忽视本土情绪导致的回撤。口袋里的手机震动，周远山的消息简洁有力：“当外资成为明牌，本土情绪才是真正的指挥棒。”
走出写字楼时，晨雾中的证券交易所大楼如同一座被数据包裹的堡垒，LED屏上的资金流向数据如同堡垒内的神经脉冲，不断传导着市场的情绪波动。陈默摸了摸西装内袋的U盘，里面存储着升级后的“跨市场情绪联动模型”，但他清楚，在本土情绪的黑箱面前，任何模型都需要持续迭代。
实验室的灯光依然亮着，小林的身影在窗前晃动，正在调试“本土公募持仓变动”因子的权重。陈默知道，下一场战役将不再是单纯的跨国联动分析，而是需要将外资的理性逻辑与本土情绪的非线性波动纳入同一框架。A股情绪指数的冰点信号，可能正是这场复杂博弈的起始点，而他的模型，必须学会在理性与感性的交界处寻找新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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