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还有司马门事件。司马门是皇宫的外门，只有皇帝的车驾才能通过。然而，刘启曾不顾规定，驾车强行通过司马门，这一行为严重违反了宫廷礼仪。
这些行为背后，反映出刘启早年性格中鲁莽、暴躁且冲动的特点。他生长在皇室，身份尊贵，从小养尊处优，缺乏对他人的尊重和理解，遇到问题时容易情绪化，不能冷静思考和处理。同时，他可能也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缺乏对规则和秩序的敬畏之心。不过，这些早年的经历也为他后来的成长和转变提供了契机，促使他在成为皇帝后逐渐收敛自己的性格，变得更加沉稳和成熟。
2．执政后的转变与成熟
成为皇帝后，刘启性格上有了显着的收敛和转变，在处理政务时展现出沉稳和果断。七国之乱爆发时，局势危急，他虽起初试图杀晁错平息叛乱，但发现无效后，迅速调整策略，果断任命周亚夫为将平叛。在周亚夫坚守不出、梁国告急时，他能克制冲动，信任周亚夫的战略，最终成功平定叛乱，展现出沉稳的决策力。
促使他转变的原因和背景是多方面的。从个人经历来看，早年“熊孩子”行为带来的严重后果，如棋盘杀人引发吴王刘濞的怨恨，为七国之乱埋下隐患，让他深刻认识到冲动行事的危害。从政治环境而言，登基后面对复杂严峻的局势，地方诸侯势力强大、边疆匈奴侵扰、国内经济待发展，这些都要求他必须以成熟、理智的态度应对，才能稳固统治。从治国理念上，他继承汉文帝的黄老无为、与民休息政策，这种政策倡导顺应自然、减少干预，也促使他在处理政务时更加沉稳、不急躁。
3．性格对统治的影响
刘启的性格特点对其统治政策和决策产生了深远影响。早年的鲁莽暴躁使他在一些决策上较为激进，例如削藩政策的推行。他急于削弱诸侯王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在晁错提出削藩建议后，便果断采纳并迅速实施。这种激进的做法虽然目的明确，但触动了诸侯王的根本利益，直接引发了七国之乱。
然而，执政后的沉稳和果断又让他在面对危机时能够迅速调整策略。七国之乱爆发后，他起初试图通过杀晁错来平息叛乱，发现无效后，立即任命周亚夫为将，并且在平叛过程中给予周亚夫充分的信任和支持，最终成功平定叛乱，巩固了中央集权。
在与大臣和皇室成员的关系方面，他的性格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早年的冲动行为可能让一些大臣和皇室成员对他心存忌惮，而执政后的转变则使他能够更好地与大臣合作。但他性格中“忌克少恩”的一面，也导致了一些政治失误，如诛杀功臣周亚夫、逼死废太子刘荣等事件，对西汉政治和社会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总体而言，刘启的性格在其统治过程中既有积极作用，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四、刘启的政治举措
1．削藩政策
（3）政策背景与目的
西汉初期，诸侯势力不断膨胀，成为中央政权的巨大威胁。这些诸侯王在封国内拥有高度自治权，他们自行任免官员、征收赋税、组建军队，俨然独立王国。随着时间的推移，诸侯王的势力愈发强大，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日益尖锐。例如，吴王刘濞在封国内大量铸钱、煮盐，经济实力雄厚，还暗中招兵买马，图谋不轨。
汉景帝刘启推行削藩政策，主要目的是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他意识到，若不及时削弱诸侯王的势力，西汉王朝将面临分裂的危险。晁错等大臣也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问题，晁错多次向刘启进言，主张削藩。他认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刘启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决心推行削藩政策。
（4）实施过程与影响
削藩政策的实施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汉景帝首先从一些较小的诸侯国入手，以各种罪名削减他们的封地。例如，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朝廷以赵王刘遂有罪为由，削去其常山郡；以胶西王刘卬售卖爵位舞弊为由，削去其六个县。
随后，削藩的矛头指向了势力最为强大的吴王刘濞。朝廷决定削去吴国的会稽、豫章两郡。这一举措直接触动了吴王刘濞的利益，他联合其他六个诸侯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发动了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爆发后，汉景帝起初试图通过杀掉晁错来平息叛乱，但并未取得成效。于是，他果断任命周亚夫为将，领兵平叛。周亚夫采取了避其锋芒、坚守不出的策略，同时切断了叛军的粮道。经过三个月的激战，叛军因粮草不济，士气低落，最终被击败。
七国之乱的平定为削藩政策的进一步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平叛后，汉景帝乘势对诸侯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调整。他下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这意味着诸侯王失去了对封国的行政管理权，只能享受封国的租税收入。此外，汉景帝还减少了诸侯国的官员数量，降低了官员的品级，进一步削弱了诸侯王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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