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5月28日，陕西商县县城的街道上，40多岁的杜长年正死死扭着一个矮小男人的胳膊，身后几个亲戚也围了上来，拳头攥得咯咯响。
“我弟杜长英到底在哪？你不说清楚，今天别想走！”被扭住的男人叫龙治民，身高不足1米5，脸蜡黄蜡黄的，此刻却梗着脖子狡辩：“你弟欠我20块钱，我还没找你们要呢，凭啥问我？”
两人正吵得不可开交，一个高个子汉子突然挤进来，一把揪住龙治民的衣领，眼睛瞪得通红：“你还我弟弟姜三合！去年11月他跟你去挖猪圈，再也没回来！”
这一声喊，让围观的人瞬间安静下来——杜长英、姜三合，两个互不相识的人，失踪都和龙治民有关。
谁也没料到，这个看着猥琐又懦弱的农民，家里竟藏着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骇人听闻的杀人大案。
故事要从1983年说起。那时的商县（现商洛市商州区）还是陕西有名的贫困县，八山一水一分田，山里的农民靠种地填不饱肚子，只能到县城找零活干。
这些民工多是短期受雇，有的干一天结一天钱，有的跟着雇主去家里干活，往往好几天不跟家人联系。
一开始，偶尔有人“失踪”，家里人还以为是找了长工没顾上回话，可到1985年5月，报案的失踪者已经累计37人，全是青壮年男性，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杜长英的失踪，本也可能淹没在这些报案里。他是刘湾乡叶庙村人，家里养着十几头猪，5月16日跟哥哥杜长年去县城买豆饼，兄弟俩在街口分开后，就没了踪影。
杜长年知道弟弟的脾气——就算帮人干活，也绝不会丢下猪不管好几天，他断定弟弟出事了，带着家人在县城找了十几天，连个影子都没见着。
5月27日，杜长年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找到在县造纸厂当出纳的表弟侯义亭，想让他帮忙打听消息。
侯义亭一听说“杜长英失踪”，脸色突然变了：“前天有个叫龙治民的来取钱，拿的是你哥的卖草条子，金额1块8毛5。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你哥欠他钱，用条子抵债。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你哥家又不缺钱，哪会欠他的？”
杜长年心里咯噔一下——他听媳妇说过，龙治民是杨峪河乡王墹村人，44岁，是村里出了名的懒汉，家里穷得叮当响，还娶了个瘫痪的媳妇。
杜长英平时根本瞧不上这种人，怎么可能跟他借钱？第二天一早，杜长年带着几个亲戚在县城堵住龙治民，没想到又遇上了找弟弟的姜银山。
姜银山的弟弟姜三合是上官坊乡的村副支书，去年11月从西安打工回来，在县城西关车站跟龙治民搭话，说要去龙家挖猪圈，一天5块钱，之后就没了消息。
姜银山找了半年，直到前些天遇到个目击者，才知道弟弟最后见的人是龙治民。
两个失踪者都跟龙治民有关，杜长年和姜银山再也不敢耽搁，拽着龙治民就往派出所送。
可城关派出所推给城郊派出所，城郊派出所又推回城关，来回踢了好几回皮球。最后还是姜银山想起“找关系”，杜长年托了个远房表叔——县公安局退休的二把手，才把情况反映到副局长董启堂那里。
“两个人失踪都牵扯到他，这里面肯定有问题。”董启堂当即让刑警队长王扣成带人审龙治民。
可龙治民嘴硬得很，说姜三合“干了一下午活，住了一夜就走了”，说杜长英“欠他钱，条子是抵债的”，还一口一个“我是计划生育先进”，喊着“你们乱抓人，跟国民党一样”。
审到凌晨4点，王扣成看着眼前这个矮小猥琐、说话颠三倒四的农民，甚至有点怀疑：“他这身子骨，能打得过姜三合、杜长英那样的壮汉？”
第二天一早，王扣成带着民警直奔龙治民在王墹村的家。刚到门口，一股恶臭就飘了过来——龙家的窗户全用土坯堵着，屋里黑得像地窖，地面坑坑洼洼的，好像被人反复铲过。
瘫痪在炕的龙妻闫淑霞眼神呆滞，一会儿说“屋里没啥”，一会儿又嘟囔“有次来了几个人，第二天就不见了”，过会儿又没头没脑地补了句“我洗衣服，水红红的”。
民警在屋里搜查时，村治保主任突然在东厢房的柴草堆里发出一声尖叫——柴草下面，两具裸体尸体紧紧抱在一起，其中一具的脸虽然已经腐烂，但杜长年一眼就认出，那是他弟弟杜长英。
另一具是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不是姜三合。紧接着，民警又在屋门后发现一个化肥袋，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具50多岁的女尸，尸体还没完全发臭，显然刚死没多久。
“挖！给我仔细挖！”王扣成的心沉了下去，他盯着院子里几块新翻的土，突然想起闫淑霞说的“地窖”。
民警们找来锄头铁锹，在院子里一锹一锹地挖，没过多久，第一具尸体从土里露了出来，接着是第二具、第三具……挖到最后，三个土坑总共挖出44具尸体，有的已经化成白骨，有的还能看清衣服碎片——姜三合的尸体，就在其中一具白骨的衣服里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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