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张便签上是林婉清从非洲发来的照片：她站在难民营的帐篷前，举着块写着“真相无国界”的木牌，背景里的长颈鹿正探着头，像在偷听。
“这样也好看。”啊玉把便签转正，指尖不小心碰到她的手。两人都像被烫到似的缩了缩，空气里飘着窗外飘来的薰衣草香，淡得恰到好处。
第一个求助电话来自凌晨三点。钟华接起来时，啊玉刚把烤好的吐司放进餐盘。电话那头是个老太太的哭声，说她儿子在顾氏旗下的工地摔断了腿，公司给了笔钱就让签“自愿离职”，现在钢板在腿里发炎，却没人管。
“地址发过来，我们明天过去。”钟华的声音很稳，挂了电话才发现手在抖。啊玉把热牛奶推给她，杯壁上印着两个交叠的影子——那是去年初雪时，他们共饮一杯热红酒留下的。
去工地那天，对方派了个穿西装的男人来阻拦。他挡在办公室门口，语气傲慢：“顾氏都破产了，你们还揪着不放？”
钟华没说话，只是打开手机相册。第一张是老太太儿子躺在病床上的照片，腿上缠着渗血的纱布；第二张是工地安全绳的检测报告，日期被篡改过；第三张是啊玉找到的施工日志，记录着“为赶工期，跳过三次安全检查”。
男人的脸色一点点变了。钟华收起手机时，发现啊玉正站在她身后，手里捏着支录音笔——那是她在真相发布会上遗落的，他一直带在身上。
处理完老太太的事，回程的火车上，钟华靠在啊玉肩上打盹。阳光透过车窗，在她脸上投下睫毛的阴影。啊玉翻开手机，最新的相册是昨天拍的：基金办公室的白板前，几个年轻人举着“第一案胜诉”的牌子，笑得比普罗旺斯的向日葵还灿烂。
他突然想起林婉清的短信。上个月她在公益晚宴上获奖，啊玉作为颁奖嘉宾给她递奖杯时，她悄悄说：“你们做的事，比我在非洲种的树还扎实。”
火车过隧道时，钟华醒了。黑暗中，她摸到啊玉的手，轻轻握了握：“等忙完这阵，去看看小宇吧。”
啊玉“嗯”了一声，反手握紧她。隧道外的光涌进来时，他看见她眼角的泪——不是难过，是像藏区的融雪那样，带着种终于流淌起来的温柔。
基金办公室的白板渐渐被便签填满。有成功为矿工讨回职业病赔偿的，有帮被抄袭的设计师维权的，有让过期食品加工厂停业整顿的。钟华每天都会在下班前拍张照，发给林婉清。对方有时回张非洲的星空，有时回张难民营的笑脸，偶尔只回个太阳的表情。
这天傍晚，啊玉在整理文件时，发现钟华的采访本落在了抽屉里。最新一页写着：“他们说真相会伤人，但我见过被谎言困住的人——他们像在水底憋气，而我们要做的，只是打开一扇窗。”
窗外的薰衣草田已经泛出淡紫色，风过时像片起伏的海。钟华推门进来时，手里拿着封信，信封上盖着国内的邮戳。
“小宇寄来的。”她笑着拆开，里面掉出张画：三个大人牵着个小男孩，站在开满向日葵的田野里，远处有座挂着“真相基金”牌子的小房子。画的背面写着：“老师说，真相是会开花的。”
啊玉接过画，指尖抚过那些稚嫩的线条。夕阳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交叠在画纸上，像给那片向日葵田，又添了两株新苗。
他突然想起法院判决那天，张律师说的最后一句话：“顾延霆到死都没明白，他最该留下的不是遗产，是让那些错误不再重演的可能。”
钟华把画贴在白板最显眼的位置，转身时撞进啊玉怀里。她抬头，正好看见他眼里的光，像极了他们在巴黎重逢时，蒙马特高地的晚霞。
“明天去买些向日葵种子吧。”她轻声说。
“好。”啊玉低头，闻到她发间的薰衣草香，“种在基金办公室的窗前。”
夜色漫进房间时，白板上的树影在灯光下轻轻摇晃。那些写满字的便签，像一串串正在结果的果实，在晚风里，发出细碎而坚定的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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