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尹尚认为征伐百越应如战车般缓行，以防急停导致翻覆。
扶苏恍然大悟：“先生，我明白了。
那先登、斩将、夺旗、陷阵四种方法，正是为军功精兵而设！”
尹尚点头：“秦国以往大军出动的情形，应该停止。
必须让秦军内部竞争，优中选优，才能赢得锐士之名！”
战国四大强军：齐国的技击之士，魏国的武卒，赵国的边骑，秦国的锐士。
秦锐士的标准极为严苛，上马可对抗赵国骑兵，下马则胜过魏国步卒。
尤其是铁鹰锐士，二十万秦军中，仅能选出三迁。
铁鹰锐士，乃战国最强！
扶苏提起秦国昔日的先登锐士，尹尚笑道：“老夫所说的四法，正是源自先登制度！”
秦国先登锐士，如同精英敢死队，攻城拔寨，冲锋在前，难度极高。
军法制度需有依据，才能赢得将士的信服。
尹尚并非空谈之人，他传授的道理都有出处，并非凭空捏造。
据说，秦国攻城时步骤严谨，先登锐士扮演关键角色，但在此之前——
尹尚稍作停顿后继续说道：攻城方往往伤亡惨重，墨家长期占据中原，促使各国守城准备与器械大幅升级。
因此，秦军先锋大将常驱使敌国民众、奴隶和俘虏作为前锋，消耗守城器械与箭矢。
待守城方力量减弱，且大将确信必胜之时，才派遣先登锐士，一举攻城。
此法虽减少己方伤亡，却损害了秦军的威名。
墨家也有兵法，但与《司马法》《孙子兵法》等宏观战略不同，墨家兵法注重实际，细致入微，能够精确落实到基层。
以《墨子·备城篇》为例，详细记载了守城的方法：城门需设置悬门、沟堑和机关，门长二丈，宽八尺，左右门扇紧贴，缝隙仅三寸，门上覆盖的土不超过二寸。
沟堑深一丈五，宽度与门扇相同，长度根据人力而定，末端设悬门，仅容一人通过。
敌人到来时，各门凿孔并覆盖幕布，每孔系绳，绳长四尺。
城楼四角建高楼，守城子弟居于其上，监视敌情，包括敌人的进退左右动向，失职者处死。
由此可见，墨家兵法注重具体实践，而非《孙子兵法》中的抽象战略理念，如“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或“以正合，以奇胜”等。
这种宏大的战略兵法，若没有指挥万人的能力，研读也是徒劳。
再观墨家兵法，即便最底层的士兵，也能依照详尽的守城手册行动，各司其职，秩序井然。
这也正是中原城池难以被攻破的关键。
昔日，通武侯王贲攻打魏国都城大梁时，不惜引黄河水灌城，只因大梁城防固若金汤。
“漠视中原百姓的性命，将他们当作弃子，其后果极为严重，导致秦军前线的中下层将领心态逐渐变化，秦军的思想体系悄然失控。”尹尚语气略带沉重，“如今大秦各地的官员多出身军旅，他们自然不会将中原普通百姓当作同类。”
“这些人，曾是他们眼中的攻城器械，消耗品。”
“他们对生命的冷酷，加上军国主义将领对战争的依赖，形成了一种难以解决的治理困境。
他们甚至故意挑动某些地区的民众反抗，以此榨取大量财富，并在叛乱中获取战功。”
“从头到尾，他们只在乎利益……这种影响，太过深远！”
反抗，已不可避免。
大秦的军功爵制决定了，秦吏不怕百姓反抗，只怕无功可立、无路可升。
因此，军事改革带来的影响远不止于战斗力。
扶苏震惊地问：“如此说来，中原底层百姓即使被压榨至死，被迫造反，最终也会成为秦吏功劳簿上的一页？”
扶苏深感这种连锁反应之可怕。
的确，任谁身为秦吏，恐怕都难以抗拒这样的 **：既能剥削百姓，又能在逼反之后立下功劳，形成一个完美的利益循环。
至于朝廷想要出台政策限制秦吏逼迫百姓造反……新朝初建，中原偶有小规模动乱，本就正常。
若因百姓反抗而严惩官员，大秦官僚系统恐怕会迅速崩溃。
因为乱民与盗匪往往难以分辨，全面 ** 也并不现实。
这件事根本不可能实现，至少眼下大秦还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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