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以为只有寥寥数车，如此确应专供军方；但得知总数众多，便无异议了。
……
归来军机处，程昱心中依旧震撼：“今日所见，实在令人惊叹。”
许攸轻叹：“原以为千里一日已极快，不想竟还有此般奇技。”
“听说户部与工部正加快修建并州、冀州、秦州等地轨道，完工后这几州将紧密相连。”
火车在古代的出现，无疑是一场深刻的变革。
“好了。”
郭嘉突然说道，“关于火车的话题暂且搁置，眼下大家得考虑清楚南下的作战计划。”
“郭军机，陛下准备对南方用兵了吗？”
许攸闻言，目光中充满期待地问道。
若能顺利南下，全国便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依我看来，陛下很可能在明年火车轨道铺设完成后，便会出兵南方。”
郭嘉语气温和但坚定地说。
“然而在此之前，军机处必须拟定一份详尽的行军方案，否则一旦陛下追问，而军机处毫无应对之策，军机处又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
郭嘉话音一转，神情严肃起来。
军机处的地位与内阁并驾齐驱，众人皆心知肚明。
军机大臣相当于内阁首辅，军机参赞大臣则是次辅，而军机武备大臣则扮演着内阁行走的角色。
一军一政，彼此相辅相成。
正如郭嘉所言，若军机处连基本的作战计划都拿不出来，未来只能处处受制于内阁。
……
此时，刘煜将戏志才与田丰召至勤政殿。
“元皓，如今民间的识字率如何？”
刘煜率先看向田丰，问道。
尽管田丰已从礼部侍郎升任内阁次辅，但他始终负责管理稷下学宫事务。
“回陛下，目前民间识字率接近三成。”
田丰声音带着几分欣喜说道。
三成意味着每十人中有三人识字。
而在军队内部，经军机处统计，识字率更高达八成。
尤其自刘煜推行军功爵制度以来，士兵们自觉提升自身文化水平，以便将来有机会封爵时不致被人嘲笑。
一直以来，汉人的识字率并不低，尤其在汉朝时更为显着。
当时民间的识字率大约能达到一成半，加上刘煜对教育的大力推动，情况一度令人乐观。
然而，由于后世的五胡乱华以及频繁的战乱，民间识字率大幅下降。
进入唐代后，识字率有所回升，但随后又因五代十国的动荡而回落。
宋朝时期的识字率堪称高峰，当然这不包括后来的新世纪。
宋朝之后，历经元、明两朝，至清初，汉人的识字率降至千万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的极低水平。
据石门县县志记载，明末该县有六十多所私塾，但经历明末清初战乱后，到顺治年间仅剩十七所。
后来，在官方指令与督学指导下，至乾隆年间，全县仅存一所私塾。
同时，朝廷明令禁止未经许可私自办学，即便是家学也需接受官府审查，否则按谋反论处。
对于乡野中的遗老和知识分子，若被发现私自传授知识或议论圣贤之事，首次会被禁锢，再犯则处以重刑。
《野猪皮的愚民之策》中提到，清廷作为依靠机遇占据中原的政权，深知“愚民”
为其长久统治的最佳策略。
其手段包括控制民众思想，不让百姓识字，从而无法分辨是非。
清廷采取拉拢上层知识分子，打压底层知识分子，并切断新生知识力量来源的方法，致使汉文化传承断裂，将百姓变成文盲群体。
其终极目标是将民众改造为仅具备基本生存能力的原始人，忘记自己的历史与文化，彻底成为听命于他们的奴隶。
不得不承认，这一政策效果显着。
乾隆末年，全县百姓的识字率降至骇人听闻的地步，甚至不及奴隶时代的西周。
乾隆年间，想找人续写县志已成奢望，能用毛笔写信的都成了抢手资源。
道光年间，两村发生械斗，上千人参与。
县衙抓了领头者并登记村民信息，却发现五千多人中竟无一人能书写自己的名字。
这表明道光年间百姓的识字率低至千分之一，甚至更低。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时，县内许多贫苦百姓从军。
战后，地方政权的力量减弱，而归乡的将士利用积蓄兴办家学与私塾。
尽管县衙无力阻止这些教育机构的发展，但直至民国，识字率也仅达8%，足见清廷对文化的压制之深。
历经六七十年，民间识字率才有所提升，可见清朝对汉文化的破坏程度之重，犹如野猪闯入农田，若不制止，后果不堪设想。
“三成……”
刘煜听后对田丰说：“再给你三年时间，务必把识字率提升至五成。”
“三年后，朕将开科取士。”
关于科举制度，刘煜虽早有筹备却迟迟未推行，原因在于文化水平最高的仍是世家子弟。
科举不过为他们提供了另一条上升通道，正如唐代，隋朝已设科举，唐承其制，但科举中的高材生多出自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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