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苦难岁月盼解放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人民饱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三座大山压迫。生产力低下、交通闭塞、文化落后，贫苦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1930 年 5 月蒋、冯、阎军阀混战，让本就苦难的中国人民雪上加霜。1932 年 6 月，蒋介石置外患于不顾，调集 50 万大军发动第四次“围剿”，进攻革命根据地，湘西就有超 10 万兵力。当时党内“左”倾分子斗争失策，反“围剿”失败。但红三军指战员紧紧团结在贺军长周围，于湘鄂川黔边境开展游击战争，1934 年 5 月进军沿河创建苏区，我也在这期间投身红三军，开启革命征程。
二、投身红军寻希望
我老家在贵州省沿河县谯家铺乡皂角池村，1917 年古九月二十八日出生，祖辈务农，父亲陈占玉打铁为生，母亲操持家务。家乡高寒贫瘠，粮食产量低，全家靠父亲打铁维持生计，还得承受国民党拉兵派款、苛捐杂税，终年辛苦却难以温饱，读书更是奢望。这让我对压在穷人身上的“三座大山”满怀阶级仇恨，渴望翻身解放。
1933 年，德江、印江、沿河农民自发组织“神兵”，喊出“灭兵，灭捐、灭税（抗兵，抗粮，抗税）”口号，以反对苛捐杂税为宗旨，定禁烟、禁赌、禁色、禁盗、禁赌五禁规章，深受拥护。黔东大地神兵蜂起，设 40 多个神坛，一万多户参与，枫香溪、谯家铺、白石等乡尤为活跃。神兵在首领带领下，假神自励，持刀矛冲向军阀、团匪、棒匪，气势汹汹、势不可挡。我和父亲也加入，记得国民党谯家区长张泽生、副区长谯宗瑜伙同还乡团张元鹏（原贵州盐务局局长），带 30 多条枪去白石乡赵东岩镇压，结果张元鹏被砍死，团丁逃窜。神兵为民除害，长了穷人志气，让大家明白唯有拿起刀枪才能生存。
红三军到谯家铺时，国民党区乡长、乡丁和地主豪绅早已逃窜。我们见红军纪律严明、军容整齐，打土豪、分田地，与百姓亲如一家，标语口号说出穷人心声，像“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地！红军是为干人谋幸福的队伍！共产党万岁！” 我们还听闻红三军贺军长厉害，国民党对他又怕又恨，政委关向应、军委主席夏曦、参谋长汤福林也声名远扬。
一天，我和父亲打铁时，汤参谋长来到红炉旁交流。通过谈话，我们深知红军是穷苦百姓自己的队伍，汤参谋长动员我们参军。父亲决定不打铁了，带我们去枫香溪参加红军。在枫香溪，我们见到贺军长和夏主席，父亲被赋予在谯家铺组织游击大队、动员神兵、发展红军、建设苏维埃政权的任务，还拿到谯家区游击大队长委任状和镰刀斧头红旗。
我和父亲满心欢喜回家，弟弟陈朝俊（仅 10 岁）也想当红军。我们打起红旗，不分昼夜在谯家铺、白石、铅厂坝动员穷人，不到十天，游击队发展到 120 多人。在汤参谋长领导下，我们打土豪、分土地，深受拥护。汤参谋长还派老红军帮我们组织队伍、站岗放哨，游击队士气高昂，在党的领导下过上翻身解放的幸福生活。
1934 年 6 月，红军主力到南腰界，我们这支 120 多人的游击队被正式编为红三军四师十团。父亲分到军委会副官处，弟弟跟随父亲，我则进入军委会教导队当学员，学习军事与政治，那时我才 17 岁。从此，我与父亲、弟弟分开，各自奔赴革命工作，之后我踏上长征路，历经打国民党反动派、抗日、抗美援朝，在枪林弹雨中穿梭几十年。
三、亲人离散与重逢
1953 年抗美援朝回国后，我在东北安东市请假回谯家铺探亲，才知晓与父亲分开后的情况。夏主席和汤参谋长动员父亲、弟弟回谯家区建苏维埃政权。红三军与红六军团黔东会师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两军团撤离黔东苏区向湘西进发，临行前组建红二、六军团黔东独立师，留在黔东坚持斗争、掩护主力。
黔东独立师集中区乡苏维埃游击队员，因遭敌人夹击，决定撤离沿河去印江沙子坡，后转入梵净山游击。父亲和弟弟随队员转移到梵净山，战斗中遭敌人伏击，队伍打散。敌人从父亲身上搜到本“四书”（父亲不识字），又见他带小孩，误以为是教书先生，才没抓走。后来父亲找队伍时，得知师政委段苏权重伤，师长王光泽被俘遇害，部队失散严重。无奈之下，父亲带弟弟逃到石阡本庄区，直到西安事变后，1937 年 9 月才回到谯家。漫长岁月里，家人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等到 1949 年解放。全家人感恩共产党、毛主席，是党和领袖引领穷人翻身，过上幸福生活。
四、战火洗礼显担当
- 初战谯家铺
1934 年 9 月初，贺军长、关向应率红三军七、九两师主力迎红六军，黔东苏区留下黔东独立师师长贺炳炎（沿河独立团团长 ）、川黔边独立团团长秦子开的两个团，加上我们教导队三个分队，还有红六军团先遣队会合的李达参谋长，在夏曦主席领导下，坚持发动群众、壮大武装、建设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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