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踏入北京之后，权力的欲望如烈火般在他心中熊熊燃烧。
常言有道，权力于男人而言，恰似春药，一旦沾染，便欲罢不能，此话说得倒也在理。
那时，多尔衮已然成为大清实际上的掌权者，然而他的野心并未就此满足。
另一位辅政大臣，他的堂兄弟济尔哈朗，手中的权力分走了他的一杯羹，“奶奶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这是多尔衮绝难容忍之事，必欲除之而后快。
平心而论，济尔哈朗并不似他的兄长阿敏那般飞扬跋扈，为人处世颇为低调。但即便如此，仍未能逃脱多尔衮的打压。
多尔衮此人极富谋略，一个睿亲王的“睿”字说明了一切。
在打击对手时，他惯用“釜底抽薪”之法，一步步将对方架空，使其沦为无权无势的“孤家寡人”。
早在顺治元年（1644 年）正月，多尔衮便已悄然动手。
他以“朝廷之上众人聚议，意见纷杂，致使政务拖延难决”为由，将王公贵族排挤出决策核心，让六部尚书直接听命于辅政大臣。
说白了，就是为了提高办事效率，规定众人有事上奏，需先呈给辅政大臣，无需开会商讨，以免耽搁政务。
多尔衮此举，意在集权。
需知，集权固然有其优点，诸如决策迅速、行动敏捷、效率颇高；
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极易导致“拍脑门决策”的情况发生，一旦失去监督，便会形成专制统治。
多尔衮要的是说一不二的效果。他当即命济尔哈朗召集各部院堂官，发布谕告，明确规定各衙门办理事务，必须先向睿亲王，也就是他自己报告，而后再向济尔哈朗报告。
也就是说，在请示报告中，必须“先书睿亲王名”，而后再写济尔哈朗之名，以此确立了自己在辅政大臣中的“一把手”地位。
没过多久，多尔衮又借礼部之名发布命令，强调诸王不得与首辅大臣平起平坐。
虽说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同为辅政大臣，但多尔衮身为首辅，此举无疑是对济尔哈朗的进一步打压。
清军入关之后，多尔衮借着诰封功臣的契机，给自己封了个“叔父摄政王”的称号。
民间亦有传言，称多尔衮之所以获此封号，是因为他娶了孝庄皇太后。
不过，太后下嫁一事，至今仍是一个谜团。
多尔衮一番举动，几乎将自己置于如同皇帝生父般的地位。而济尔哈朗则被封为“辅政叔王”，地位明显降为多尔衮的下属。
顺治四年（1647 年），贝子吞济、尚善、吞齐喀等人意图讨好多尔衮，便告发济尔哈朗：
“称太宗皇太极驾崩之后，济尔哈朗伙同索尼、鳌拜等八大臣，密谋拥立豪格为帝，福临为太子。”
多尔衮抓住这个机会，顺势将济尔哈朗降为多罗郡王，索尼、鳌拜、图赖等人则被革职为民。
同时罢免了济尔哈朗的辅政叔王之位，改由自己的弟弟多铎接任。
通过这一系列手段，多尔衮成功将济尔哈朗排挤出权力核心，从而独揽朝政大权。
解决了济尔哈朗之后，多尔衮又将矛头对准了豪格。
豪格不仅是他昔日争夺皇位的强劲对手，而且豪格的妃子也引起了多尔衮的觊觎之心，毕竟多尔衮生性好色。
顺治皇帝进京之后，多尔衮表面上对豪格客客气气，可内心深处却对他恨得咬牙切齿。
机会很快便来了。
当时，张献忠在四川势力强盛，建立了大西政权，并定都成都。
为了扩充清朝版图，同时也想借刀杀人，多尔衮派遣豪格率军进攻张献忠。
在议政之时，多尔衮一脸严肃地说道：“豪格，此次出征张献忠，关乎我朝大业，你务必全力以赴，切不可有丝毫懈怠！”
说罢，多尔衮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阴狠。
豪格又怎会觉察不出多尔衮的心思，只觉前路凶险万分，不禁打了个寒战。
但他又能如何，只能大声回道：“叔叔放心，侄儿保证完成任务！”此时的豪格，恰似砧板上待宰的鱼，毫无反抗之力。
豪格率领部队来到四川成都。他深知张献忠为人残暴且狡黠，其“屠川”之举致使千里之地荒无人烟，不闻鸡鸣犬吠之声。
此时，豪格手下的谋士提醒他务必倍加小心。
早在张献忠定都成都之前，在挖掘城墙地基时，曾遇到一位算命瞎子，人称张半仙。
张献忠好奇心起，便让他给自己算卦。
张半仙摸了摸他的手，又询问了生辰八字，随后神色凝重，叹了口气说道：“大王此去能称皇，龙袍加身万人亡；一箭梦醒首飞天，金山银海遇水藏。”
张献忠听后，半信半疑，但一想到自己能当皇帝，心中还是忍不住一阵窃喜，随手便给了张半仙一锭金子。
后来，张献忠果然如卦象所言，在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登上了皇帝宝座，尽享荣华富贵。
但对于其他几句谶语，因他文化水平有限，始终参悟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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