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后来，晋国的大夫们直接骑到国君头上，瓜分了晋国。周天子不仅没出兵讨伐，还封他们为诸侯，给他们名分。这下可好，连最后那点“名分”的底线都守不住，全扔了！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彻底玩完！
有人可能会说：“当时周朝都弱成那样了，韩、赵、魏三家实力那么强，就算周天子不答应，又能咋？”这想法大错特错！韩、赵、魏三家要是真不在乎天下人的指责，直接自己称王就行了，何必还假惺惺地找周天子要名分？要是不请示就自立，那就是人人喊打的乱臣贼子，但凡有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尊王攘夷的霸主，肯定得打着正义旗号来讨伐他们。但现在他们找周天子要名分，周天子还同意了，那就相当于天子认证的诸侯，谁还敢来讨伐？所以说，韩、赵、魏被封为诸侯，不是他们破坏了规矩，而是周天子自己亲手把“名分”的规矩给砸了！
唉！君臣之间的规矩彻底垮台后，整个天下就变成了“拳头硬才是硬道理”“谁有脑子谁称霸”的修罗场。那些圣贤的后代好不容易当上诸侯，结果最后连自己的国家都保不住，全灭了。老百姓更惨，战火纷飞下死伤无数，几乎都快没了活路，这也太惨了！
评论
这段文字出自《资治通鉴》开篇，司马光以“三家分晋”为切入点，构建了一套以“礼制名分”为核心的政治哲学。他将周王室册封韩、赵、魏为诸侯的行为，视为“自坏礼制”的开端，深刻揭示了春秋战国时期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自诸侯出”的权力解构过程。
从政治逻辑看，司马光强调“名分”是维系专制秩序的根本，认为即便周室衰微，天子仍需固守“礼制”这一精神权威，否则将引发“以智力相雄长”的乱世。这种观点本质上是为宋代中央集权制度提供历史合法性——通过批判周室失序，隐喻皇权需以“名分”统摄天下。其核心矛盾在于：当“礼制”与现实权力格局脱节时（如三晋势强），单纯强调“守名分”是否具有可行性？司马光以晋文公不敢违逆襄王为例，实则忽略了春秋至战国时期“实力决定地位”的历史趋势，带有理想化的政治诉求。
从历史影响看，这篇评论奠定了《资治通鉴》“以史鉴政”的基调。司马光将“三家分晋”上升为“君臣之礼崩坏”的标志性事件，而非简单的权力博弈，反映了儒家“德治”思想对历史叙事的渗透。此后两千年，“名分”与“礼制”始终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议题，既约束着皇权的过度扩张，也为臣下“清议”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另一方面，这种强调等级秩序的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流动与思想多元，成为传统政治文化保守性的重要根源。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对“名器不可假人”的强调，暗含着对宋代“强干弱枝”政策的肯定——通过强化中央对“名分”“器物”的垄断，防止地方势力坐大。这种历史解读与现实政治的互文，使得《资治通鉴》不仅是一部历史着作，更成为北宋士大夫参与政治建构的思想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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