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长官多出自郎中、中郎和二千石官员的子弟，选郎吏又以财富为标准，未必贤能。而且古代所谓的功绩，是以任官称职来区分，不是按任职时间长短；所以小才之人即使任职很久，也不离开小官之位，贤才之人即使任职不久，也不妨碍担任辅佐之职，因此官员们竭力尽智，致力于治理政事以建功。如今却不是这样，靠任职时间久来获取显贵，靠资历深来得到官职，因此廉耻混乱，贤与不肖混杂，未能得到真正的人才。我愚见认为，让各位列侯、郡守、二千石官员各自选拔属吏和百姓中的贤者，每年进贡各二人充当宿卫，以此观察大臣的能力；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这样，各位二千石官员都会尽心求贤，天下之士就可以得到任用了。遍得天下贤人，三王的盛世就容易达到，尧、舜的名声也可以企及了。不要以任职时间长短论功，应以实际测试贤能为上，量才授官，根据德行定位，那么廉耻就会区分道路，贤与不肖就会各居其位了！
“我听说积少成多，积小成巨，所以圣人没有不是由暗到明，由微到显的；因此尧从诸侯中兴起，舜在深山中发迹，不是一日就显赫的，而是逐渐达到的。言语出自自己，不可堵塞；行为发于自身，不可掩盖；言行是治理的大事，是君子用来感动天地的。所以尽小事者能成大事，慎微者能着明；积善在身，就像太阳渐长而人不知；积恶在身，就像火销膏而人不见；这就是唐、虞能得美名而桀、纣令人恐惧的原因。快乐而不混乱，反复而不厌倦的，就是‘道’。道是万世无弊的；有弊端，是因为偏离了道。先王之道必定有偏颇不起的地方，所以政治有衰敝而不行的，就举其偏颇之处来补其弊端罢了。三王之道所依据的不同，不是相反，而是为了救溢扶衰，是所遭遇的变化不同所致。所以孔子说：‘无为而治的大概是舜吧！’更改历法，改变服色，只是顺应天命而已；其余都遵循尧道，何必更改呢！所以王者有改制的名义，没有变道的实质。然而夏代崇尚忠，殷代崇尚敬，周代崇尚文，是因为继承的朝代需要补救时弊，应当用这些。孔子说：‘殷代因袭夏礼，所增减的可知；周代因袭殷礼，所增减的可知；将来继承周代的，即使过了百世也可知。’这是说百王之用，就是用这三种。夏代因袭虞代，而独独不说所增减的，是因为其道一致、所崇尚的相同。道的根本源于天，天不变，道也不变，所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承而守一道，没有救敝的政治，所以不说所增减的。由此看来，继承治世的道相同，继承乱世的道要变。
“如今汉朝继大乱之后，应该稍微减少周代的文饰，致力于采用夏代的忠。古代的天下，也是今天的天下，同一个天下，用古代来衡量今天，为何相差如此之远！哪里出错而衰败到这样呢？想来是有失于古代之道，有违于天理吧？
天也有所分予：给予牙齿的动物去掉角，赋予翅膀的动物只长两只脚，这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古代给予俸禄的人，不从事体力劳动，不经营商业，这也是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意相同。已经受大，又取小，天也不能满足，何况人呢！这就是百姓喧嚣苦于不足的原因。身宠而居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却凭借富贵的资力与百姓争利，百姓怎么能承受呢！百姓日益贫困，逐渐陷入极度穷困。富者奢侈无度，贫者穷急愁苦；百姓不乐生，怎能不犯罪！这就是刑罚繁多而奸邪不可胜的原因。天子的大夫，是下民视为榜样、远方四面仰望的对象。近处的人看了效仿，远方的人望而效法，怎么可以居贤人之位而行庶人之事呢！急急忙忙求财利，常恐匮乏，是庶人的想法；急急忙忙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是大夫的想法。《易》说：‘背负东西又乘车，会招致强盗到来。’乘车是君子的位置，负担是小人的事。这是说居君子之位而行庶人之事，祸患必至。如果居君子之位，当行君子之行，那么除了公仪休做鲁国相的做法，就没什么可做的了。”
《春秋》主张大一统，这是天地的常经，古今的通义。如今老师所教的道不同，人们的议论不同，百家学说各异，旨意不同，因此君主无法持守一统，法制多次变更，臣下不知如何遵守。我愚见认为，凡是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学说，都应断绝其道，不让它们并进，邪辟之说灭息后，统纪就可统一，法度就可明确，百姓就知道所遵循的了！”
天子认为董仲舒的对策很好，任命他为江都相。会稽人庄助也以贤良身份对策，天子提拔他为中大夫。丞相卫绾上奏：“所举荐的贤良中，有的研究申不害、韩非、苏秦、张仪的学说，这些学说会扰乱国政，请都罢免。” 汉武帝批准了奏请。董仲舒年少时研究《春秋》，孝景帝时为博士，进退容止，不合礼不行，学者都尊他为师。等到做江都相，侍奉易王。易王是汉武帝的哥哥，向来骄横，好勇。董仲舒用礼匡正他，易王很敬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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