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南的黄巾军在邵陵打败了太守赵谦。广阳的黄巾军杀死了幽州刺史郭勋和太守刘卫。
波才在长社包围了皇甫嵩。皇甫嵩兵力少，军中众人都很恐慌。黄巾军依傍草丛扎营，正好赶上大风天气，皇甫嵩命令军士们都捆好火把登上城墙，又派精锐士卒悄悄出了包围圈，点火大声呼喊，城上的人举着火把响应，皇甫嵩从城中擂鼓呐喊着冲出来，冲向敌阵，黄巾军惊慌混乱，四处奔逃。恰好骑都尉沛国人曹操率兵赶到，五月，皇甫嵩、曹操和朱俊合兵一处，再次与黄巾军交战，把黄巾军打得大败，斩杀了几万人。皇甫嵩被封为都乡侯。
曹操的父亲曹嵩，是中常侍曹腾的养子，没人能说清他的亲生父母是谁，有人说他是夏侯家的孩子。曹操年少时机智警觉，有谋略权术，但喜欢行侠仗义，放荡不羁，不注重经营家业。当时的人都没觉得他有什么特别的，只有太尉桥玄和南阳人何颙认为他与众不同。桥玄对曹操说：“天下即将大乱，没有非凡的才能，是不能拯救的。能安定天下的人，大概就是你吧！”何颙见到曹操，感叹说：“汉朝将要灭亡，能安定天下的，一定是这个人。”桥玄对曹操说：“你现在还没什么名气，可以去结交许子将。”许子将就是许训的侄子许劭，他喜欢品评人物，善于识别人才，和堂兄许靖都有很高的名声，喜欢一起品评乡里人物，每个月都会更换品评的话题，所以汝南有“月旦评”的习俗。许劭曾经担任郡里的功曹，府中的人听说了他的名声，没有不改变自己的操行来迎合他的。曹操去拜访许劭，问他：“我是个什么样的人？”许劭看不起曹操的为人，不回答他。曹操就威胁他，许劭说：“你呀，是太平盛世的能臣，乱世中的奸雄。”曹操听了非常高兴地离开了。
朱俊攻打黄巾军的时候，他的护军司马北地人傅燮上疏说：“我听说天下的灾祸不是从外部产生的，而是源于内部。所以虞舜先除掉了四个恶人，然后才任用十六位贤能的大臣，这表明不除去恶人，好人就无法得到任用。现在张角在赵、魏之地兴起，黄巾军在六个州作乱，这都是内部生出的祸患，然后蔓延到了天下。我接受军事任务，奉命讨伐贼寇，刚到颍川，战无不胜。黄巾军虽然势力强大，但不值得朝廷忧虑。我所担心的，是治理水患不从源头着手，下游的水患只会越来越严重。陛下仁德宽容，很多事情不忍心处理，所以宦官得以弄权，忠臣无法得到晋升。即使张角被消灭，黄巾军投降，我所担忧的事情，反而会更加严重。为什么呢？因为正邪之人不能共处一国，就像冰和炭不能放在同一个容器里。那些奸邪的人知道忠臣的功劳显着，自己的危亡征兆已经出现，就都会花言巧语，一起助长虚伪之风。就像多次说儿子不孝，父亲就会怀疑；多次说集市上有老虎，人们就会相信。如果不仔细考察真伪，忠臣就又会像白起在杜邮被赐死一样。陛下应该想想虞舜惩处四个恶人的举动，尽快诛杀那些进谗言的奸佞之人，这样好人就会想着进取，奸凶之人自然就会平息。”赵忠看到这份奏疏后很厌恶傅燮。傅燮攻打黄巾军，功劳很多本应受封，赵忠却在皇帝面前诋毁他。皇帝明白傅燮奏疏中的话，没有给他加罪，但最终也没有封他。
张曼成在宛城驻扎了一百多天。六月，南阳太守秦颉攻打张曼成，把他斩杀了。
评论
这段关于汉灵帝中平元年黄巾起义爆发及初期发展的记载，堪称东汉王朝崩溃的“加速器”实录。从现代视角看，这一时期的历史充满了制度性溃败与个体命运的交织，其背后的深层逻辑至今仍具警示意义：
民变爆发：从“预言”到“现实”的必然
张角起义的爆发绝非偶然。从唐周告密引发马元义被车裂，到“一时俱起，皆着黄巾”，短短数月间，数十万信徒从“宗教追随者”变为“起义军”，本质是积压数十年的社会矛盾总爆发。灵帝此前对杨赐、刘陶的预警置若罔闻，甚至处死直言的张钧，暴露了统治集团的致命自负——当朝廷将民众的苦难视为“狂言”，将官员的谏言当作“妄语”，起义便成了底层最后的生存选择。“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既是宗教动员，更是民怨的集中宣泄。
统治集团的“自杀式”应对
面对黄巾起义，灵帝君臣的反应堪称“系统性失能”的典型：
权力核心的荒诞：灵帝一面依赖宦官，称“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一面在黄巾与宦官勾结事发后推卸责任；对吕强、张钧等忠言者或逼死或冤杀，却对十常侍“免冠徒跣”的表演全盘接受，尽显昏庸无断。
官僚体系的撕裂：杨赐因“对切直”被免，后又因旧奏获封；傅燮战功卓着却因赵忠构陷不得封赏，这种赏罚颠倒的机制，让“忠臣不进”成为常态。
宦官专权的反噬：十常侍及其党羽“典据州郡，辜榷财利”是黄巾起义的直接诱因，而灵帝对其的纵容，最终导致“盗贼四起”时，统治集团内部仍在互相倾轧——吕强自杀、向栩被杀，暴露了宦官集团为保私利不惜牺牲国家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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