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又上书说：“以前汉文帝从代国出发去京城，怀疑朝廷有变故，宋昌说：‘朝廷内有朱虚侯、东牟侯这样的近亲，外面有齐、楚、淮南、琅邪这些诸侯王，这就像磐石一样稳固，希望大王不要怀疑。’陛下您往上看，有周文王时虢国两位国君的辅助；中间想想，有周成王时召公、毕公的辅佐；往下看，有宋昌所说的那种磐石般稳固的局面。我听说羊披上虎皮，看见草就高兴，看见豺狼就害怕得发抖，都忘了自己披着虎皮了。现在任用将领不合适，就有点像这个情况。所以俗话说：‘发愁的是做事的人不懂，懂的人却没办法去做。’以前管叔、蔡叔被流放诛杀，周公、召公却能辅佐成王；叔鱼犯罪受刑，叔向却能帮助国家。管叔、蔡叔、霍叔这‘三监’的叛乱，如果要有人承担责任，我愿意担当；而像周公、召公那样辅佐朝廷的人，在皇族中肯定也能找到。在皇族和藩王之中，肯定有能担当辅佐重任的人。能让天下人都竖起耳朵听、睁大眼睛看的，是掌握权力的人。所以谋略能改变君主的想法，威望能震慑下面的人。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掌握政权，不一定非得是亲戚，权力在谁手里，就算关系疏远也会被看重，权力没了，就算是亲戚也会被轻视。当年夺取齐国政权的是田氏家族，不是吕氏家族；瓜分晋国的是赵、魏两家，也不是姬姓的人。希望陛下能看明白这些。那些只想保住自己的位置，遇到危险就躲开的，是异姓臣子。希望国家安定，家族富贵，国家兴盛自己也荣耀，国家有难自己也愿意同担灾祸的，是皇族的臣子。现在却疏远皇族，亲近异姓，我实在是想不明白。现在我和陛下就像一起在冰上走、在炭火上踩，一起爬山、一起渡河，冷暖燥湿，高低都共同经历，怎么能和陛下分开呢！我实在是太气愤了，所以上表向陛下倾诉。要是有说得不对的地方，恳请陛下先把这表藏在官府，别轻易扔掉，等我死了之后，或许这些话还有值得思考的地方。要是这表中有哪怕一点点能让陛下上心的，恳请陛下把它拿到朝堂上，让那些博学的人来纠正我表中不符合道义的地方，这样我就满足了。”皇帝只是用客气的诏书回复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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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31年（曹魏太和五年）的这段历史记载，如同打开三国中后期的一扇窗口，展现了魏、蜀、吴三方在军事、政治、制度层面的复杂博弈，也折射出乱世中权力运作的逻辑与人性困境。透过这些简练的文字，我们能看到战略决策的得失、帝王权术的运用、制度设计的矛盾，以及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
东吴：信任困境与开拓代价
东吴在这一年的两件事，集中体现了政权稳定与对外探索的双重挑战。孙权对潘濬的信任危机处理，堪称古代帝王御下的经典案例。当武陵太守卫旍举报潘濬私通蜀汉长史蒋琬时，孙权一句“承明不为此也”，不仅展现了对核心重臣的了解，更以“封表示濬”的方式传递信任，同时果断罢免告密者，既维护了内部团结，又强化了权威。这种“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政治智慧，在派系林立的东吴政权中尤为重要——潘濬作为荆州降将，本就处于敏感位置，孙权的表态直接避免了内部猜忌的扩散。
而卫温、诸葛直的悲剧，则揭示了古代开拓探索的残酷代价。率领五万大军远航一年，士卒因疾疫死亡十之八九，最终仅带回夷洲（今台湾）数千人，却因“无功”被诛杀。这一事件背后是多重矛盾的交织：一方面，东吴对海外世界的认知有限，“亶洲绝远”的现实与统治阶层的扩张野心形成落差；另一方面，古代“结果导向”的军功制度缺乏容错空间，将探索失败简单等同于“无能”。从历史意义看，这次远航是大陆与台湾早期交流的重要记录，但对于执行者而言，却成了用生命买单的政治牺牲品。孙权的判决看似严苛，实则反映了割据政权对“效率”的极端追求——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任何未能产生实际收益的行动都可能被视为浪费国力。
蜀魏交锋：军事博弈中的战略性格
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公元231年）的记载，堪称军事心理学与战略选择的教科书案例。这场战役的核心矛盾，在于司马懿与诸葛亮的“性格博弈”，以及曹魏内部的指挥分歧。
司马懿接替病重的曹真主持西线防务后，其“稳守避战”的风格与张合等将领的“主动求战”形成鲜明对比。当张合建议分兵驻守雍、郿时，司马懿以“楚之三军为黥布所擒”的典故拒绝，坚持集中兵力——这一决策体现了他对蜀军机动性的忌惮，却也埋下了内部不满的种子。而诸葛亮“大芟刈其麦”的行动，精准打击了魏军的后勤根基，迫使司马懿被动应对。
卤城对峙阶段，魏军将领“畏蜀如虎”的嘲讽，暴露了保守战略与军心士气的冲突。司马懿在压力下被迫出战，结果在魏延、高翔等部的反击中大败，“获甲着三千”的损失印证了诸葛亮的战术优势。最终张合在追击途中于木门道中伏身亡，成为这场博弈的牺牲品——这位历经三朝的名将之死，不仅是曹魏军事力量的损失，更凸显了司马懿指挥中的隐患：强行命令经验丰富的张合执行冒险追击，背后或许掺杂着借机削弱异己的政治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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