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辰日，朝廷大赦天下。
秋天七月，贾充被任命为司空，侍中、尚书令、领兵这些职位还照旧。贾充和侍中任恺都很受皇帝宠信，贾充一心想独揽大权、名声，就特别忌恨任恺，这下朝廷官员们各自选边站，朋党之争闹得沸沸扬扬。皇帝知道这事儿后，就在式乾殿请贾充和任恺吃饭，跟他们说：“朝廷应该团结，大臣之间要和睦相处。”贾充和任恺赶紧各自下拜谢罪。可后来他俩看皇帝虽然知道这事儿但没责备他们，就更加肆无忌惮了，表面上互相尊重，心里的怨恨却越来越深。贾充就推荐任恺当吏部尚书，任恺进宫拜见皇帝的机会就变少了，贾充就和荀勖、冯紞趁机一起说任恺的坏话，任恺因此获罪，被罢官回家。
八月，吴主征召昭武将军、西陵督步阐。步阐一家世代都在西陵，突然被征召，他觉得自己丢了官职，还害怕有人在吴主面前说他坏话，九月，就占据西陵城投降了晋朝，还派哥哥的儿子步玑、步璿去洛阳做人质。晋朝皇帝下诏任命步阐为都督西陵诸军事、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还兼任交州牧，封宜都公。
冬天十月辛未朔日，发生了日食。
敦煌太守尹璩去世。凉州刺史杨欣上表，让敦煌令梁澄代理太守。可功曹宋质却把梁澄给罢免了，上表推荐议郎令狐丰当太守。杨欣派兵去收拾宋质，结果被宋质打败。
吴国的陆抗听说步阐叛变，赶紧派将军左弈、吾彦等人去讨伐。晋朝皇帝派荆州刺史杨肇去西陵接应步阐，车骑将军羊祜率领步兵从江陵出发，巴东监军徐胤率领水军攻打建平，去救步阐。陆抗下令西陵各军修筑坚固的包围圈，从赤谿一直到故市，对内包围步阐，对外抵御晋朝的军队，日夜催促，就好像敌人已经到眼前一样，大家都累得够呛。将领们劝他：“现在应该趁着咱们军队士气正旺，赶紧攻打步阐，等晋朝救兵到的时候，肯定能把西陵城拿下，何必修这个包围圈，白白耗费军民的力气！”陆抗说：“西陵城地势险要，粮食又充足，而且各种防御设施，都是我以前规划布置好的，现在去反攻，一时半会儿根本攻不下来。要是晋朝的援兵到了，咱们没有防备，里外受敌，拿什么抵抗！”将领们还是都想攻打步阐，陆抗为了服众，就同意让大家试着攻一次，果然没啥收获。包围圈刚修好，羊祜的五万大军就到江陵了。将领们都觉得陆抗不应该去西陵，陆抗说：“江陵城坚固，兵力也充足，没什么可担心的。就算敌人占了江陵，他们也守不住，损失不大。但要是晋朝占了西陵，那南山的那些少数民族都会跟着闹事，这祸患可就大了！”于是就亲自率领大军赶赴西陵。
【内核解读】
泰始八年（公元272年），是西晋建立后的第八个年头。这一年看似平常的军政事件背后，实则暗藏着西晋王朝的深层矛盾与历史走向的关键伏笔。从宫廷权力博弈到边疆军事冲突，从朝堂礼制争议到伐吴战略布局，一系列事件共同勾勒出西晋初年的政治生态与时代特征。
边疆治理：从平定叛乱到战略布局
这一年的边疆事务呈现出“平乱—失控—布局”的复杂脉络。正月，监军何桢通过“潜以利诱”的策略，成功策反刘猛部将李恪，以最小代价平定了北方部族叛乱。这种“以夷制夷”的手段虽显权术，却也反映出西晋初年对边疆部族的柔性控制思路，避免了大规模军事消耗。
而益州的局势则暴露了边疆治理的隐患。益州刺史皇甫晏执意违背时令出兵征讨白马胡，不仅无视典学从事何旅“盛夏出兵必遭疾疫”的理性劝谏，更因胡人头领“军出必败”的预警而滥杀无辜，最终激化矛盾。牙门张弘的叛乱虽被广汉太守王濬平定，但事件折射出西晋地方军政体系的脆弱性——边将专断、军纪松弛、上下离心的问题已初现端倪。
值得关注的是王濬在益州的崛起。羊祜力排众议保荐这位“志大奢侈”却“有大才”的将领，为西晋伐吴战略埋下关键伏笔。王濬在益州“大作舟舰”的举动极具战略眼光，其建造的“长百二十步，受二千馀人”的大型战船，配备“楼橹四出、驰马往来”的攻防体系，已然构建起足以突破长江天险的水军基础。而吴建平太守吾彦“铁锁横断江路”的应对，更凸显出晋吴对峙已进入实质性军备竞赛阶段。
宫廷内外：权力结构的隐忧
宫廷层面的事件深刻揭示了西晋权力结构的内在矛盾。二月皇太子纳贾妃（贾南风）的婚姻，看似寻常却影响深远。史载贾妃“妬忌多权诈，太子嬖而畏之”，这段畸形的帝后关系为日后“八王之乱”埋下隐患。十五岁的太子受制于年长两岁的妃子，既反映出西晋门阀政治下外戚势力的过早介入，也预示着未来皇权继承体系的不稳定。
安平献王司马孚之死则折射出西晋皇室的伦理困境。这位九十三岁的宗室元老，以“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的处世哲学，在曹魏与西晋更迭中保持了人格独立。他临终强调“有魏贞士河内司马孚”的身份认同，实则是对司马氏篡魏的无声抗议。晋武帝虽以“家人礼”尊崇这位叔父，却无法消解司马氏政权的合法性焦虑。司马孚“虽见尊宠，不以为荣，常有忧色”的状态，恰是西晋初年统治集团内心矛盾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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