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周鲂的儿子周处，力气超大，但是不注意小节，乡亲们都怕他。周处曾经问父老乡亲：“现在风调雨顺，为啥大家不开心呢？”父老叹气说：“三害不除，有啥开心的！”周处问：“哪三害？”父老说：“南山的白额虎，长桥的蛟龙，再加上你，就是三害。”周处说：“要是就担心这几个，我能除掉它们。”于是进山找老虎，把老虎射死，又跳到水里，跟蛟龙搏斗并杀死它。之后就跟着陆机、陆云学习，专心读书，磨炼品行，过了一年，州府纷纷征召他。
八月戊申，把元皇后葬在峻阳陵。皇帝和大臣们守丧期满就换上吉服，博士陈逵提议说：“现在咱们实行的，是汉代皇帝的权宜之法；太子又没什么国事，应该守满三年丧期。”尚书杜预认为：“古代天子、诸侯守三年丧，一开始穿齐衰、斩衰的丧服，下葬后就脱掉，居丧期间心里守丧就行。所以周公没说高宗服丧三年，而是说他‘谅闇’，这就是心里守丧的说法；叔向不批评景王脱掉丧服，而是批评他太早宴乐，说明下葬后就该脱掉丧服，但不能违背心里守丧的规矩。君子对于礼，关键是心里有就行。礼可不是指玉帛这些东西，守丧也不是光披麻戴孝就行！太子出去能领军，在家能监国，不是没事干，应该在卒哭之后就脱掉丧服，心里守丧三年。”皇帝采纳了杜预的建议。
司马光评论说：规矩是用来画方圆的，普通工匠没了规矩，就画不出方圆；披麻戴孝是用来表达哀伤的，普通人没了这些，哀伤之情也很难被激发出来。《诗经·素冠》这首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杜预巧妙地阐释《经》《传》来迎合人情，虽然说得头头是道，但我觉得不如陈逵的说法质朴简要又实在。
九月癸亥，任命大将军陈骞为太尉。
杜预觉得孟津渡口太危险，请求在富平津建一座河桥。有人反对说：“殷、周的都城都在这附近，历经那么多圣贤都没建桥，肯定是建不了。”杜预坚持要建。桥建成后，皇帝带着百官去参加落成仪式，举杯向杜预敬酒说：“要不是你，这桥可建不起来。”杜预回答：“要不是陛下英明，我再有本事也没用呀。”
这一年，邵陵厉公曹芳去世。当初，曹芳被废，迁到金墉城的时候，太宰中郎陈留人范粲穿着素服去拜送，那哀伤之情把周围人都感动了。之后他就称病不出，假装疯癫不说话，一直睡在自己车上，脚都不沾地。子孙有结婚、做官之类的大事，就偷偷去问他意见，他觉得行的，脸色就没变化，觉得不行，就睡不安稳，妻子儿女就靠这个知道他的想法。他儿子范乔等三人，都放弃学业，断绝人事往来，在家照顾他，都不出乡里。晋武帝即位后，下诏给范粲两千石的俸禄让他养病，还赐给他一百匹帛，范乔因为父亲病重，推辞不敢接受。范粲整整三十六年没说话，八十四岁时，死在他睡觉的车上。
吴国连续三年闹大瘟疫。
【内核解读】
这段关于泰始十年（公元274年）的历史记载，展现了魏晋交替时期的复杂社会图景，其中多个事件折射出当时的政治逻辑与人性百态：
从西晋朝廷来看，晋武帝的行为呈现出矛盾性。他一方面下诏禁止“以妾媵为正嫡”，试图规范宗法秩序，却又大规模选妃五千余人，导致宫中母子号哭，暴露了皇权对女性的物化与统治阶层的奢靡。而皇后杨氏临终前的安排，既体现了嫡长子继承制下的政治惯性，也暗藏着外戚集团对权力的争夺，预示着后来杨家与贾家的宫廷斗争。山涛担任吏部尚书时的“典选”方式，看似“轻重任意”，实则是在皇权框架下平衡各方利益的智慧，其“山公启事”成为门阀政治中人才选拔的特殊样本，反映了九品中正制下的选官生态。
东吴的动荡则更具戏剧性。民间对君主的“身份质疑”谣言，本质上是对孙皓残暴统治的无声反抗。郭诞因“不白妖言”获罪，邵畴却以自杀替主担责，既展现了古代士人的忠义观，也反衬出吴主的猜忌与酷法。陆抗临终前的上疏，道破了东吴国防的致命缺陷——兵力虚耗、宦官干政，而孙皓在其死后将兵权分给五子的操作，更显短视。这种对军事资源的分散与对核心威胁的漠视，为后来西晋灭吴埋下伏笔。
个人命运的转折同样耐人寻味。周处从“乡里三害”之一到改过自新、终成栋梁，其蜕变不仅是个人意志的胜利，也反映了魏晋时期“士”阶层对道德修行与学识的看重；嵇绍受山涛举荐而出仕，在“父罪子避”的传统观念与“君臣大义”间做出选择，司马光对此的评价，实则触及了乱世中个体伦理选择的困境；范粲为废帝曹芳“素服拜送”后三十年不言，以沉默对抗新政权，其坚守成为魏晋风骨中“忠”与“节”的极端体现。
此外，自然现象的记载（如两次日食）与疫病记录，既保留了古人“天人感应”的认知痕迹，也暗示着动荡时代的社会焦虑。杜预建河桥的争议与成功，则展现了技术突破对传统观念的挑战，为西晋后来的统一战争提供了物质基础。
整体而言，这一年的历史片段，如同一面多棱镜，映照出皇权与门阀的博弈、伦理与现实的冲突、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坚守，也为西晋短暂统一后迅速崩溃的结局，写下了早期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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