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预到了荆州镇守后，挑选精锐部队，突袭吴国西陵督张政，把他打得大败。张政是吴国的名将，觉得因为自己没防备吃了败仗很丢人，就没把真实情况告诉吴国皇帝。杜预想离间他们，就上表把俘虏和缴获的东西都送回吴国。吴国皇帝果然把张政召回，派武昌监留宪接替他。
十二月丁未，朗陵公何曾去世。何曾这人对自己的生活享受特别讲究，比皇帝过得还奢侈。司隶校尉东莱人刘毅好几次上奏弹劾何曾奢侈无度，皇帝因为他是重臣，就没追究。等何曾死了，博士新兴人秦秀提议说：“何曾骄奢到了极点，全国都知道。宰相大臣，是众人的表率，如果生前尽情享受，死了还没个说法，那王公贵族们以后还有啥可害怕的！按照《谥法》，‘名不副实叫缪，乘乱肆意妄为叫丑’，应该给他定谥号为缪丑公。”但皇帝最后定的谥号是孝。
前司隶校尉傅玄去世。傅玄性格严厉急躁，每次要上奏弹劾别人，有时候都到傍晚了，他还拿着弹劾用的白简，整理好帽子衣带，激动得睡不着觉，干脆坐着等天亮。因此那些贵族子弟都特别害怕他，朝廷上下也风气为之一新。傅玄和尚书左丞博陵人崔洪关系很好，崔洪也很清正刚直，喜欢当面指出别人的过错，但背后不会说坏话，所以大家都很敬重他。
鲜卑的树机能长期在边境捣乱，仆射李憙请求发兵去讨伐，但是朝廷里讨论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出兵是大事，树机能这帮敌人不值得太担心。
【内核解读】
咸宁四年（公元278年），是西晋灭吴统一前夕的关键一年。这一年的历史记载看似是零散的事件罗列，却暗藏着西晋与东吴的实力消长、朝堂内外的战略博弈，以及决定时代走向的关键人物抉择，为我们勾勒出魏晋交替之际的复杂政治图景。
边疆危机与战略预警：从马隆预言到杨欣之败
西晋初年的边疆问题在这一年集中爆发。司马督马隆年初便预警“凉州刺史杨欣失羌戎之和，必败”，这一预言在六月得到验证——杨欣与鲜卑首领树机能之党若罗拔能战于武威，最终败死。这一事件绝非孤立的军事失利，它揭示了西晋边疆治理的深层问题：地方官员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失当，导致民族矛盾激化。
树机能的持续作乱并非偶然，自泰始六年（270年）起，这位鲜卑首领便成为西晋西北边境的心腹大患。杨欣的败亡进一步证明，西晋在边疆治理上缺乏系统性策略，仅凭武力镇压难以奏效。更值得注意的是，当仆射李憙请求发兵征讨时，“朝议皆以为出兵重事，虏不足忧”，这种对边疆危机的轻视，反映出西晋朝堂对潜在风险的麻木，也为后续更大规模的边患埋下伏笔。边疆的动荡与中枢的懈怠形成鲜明对比，暴露了西晋统治集团内部的认知偏差。
伐吴战略的博弈：羊祜的远见与西晋的决心
羊祜在病中坚持入朝面陈伐吴之计，成为这一年影响历史走向的关键节点。这位西晋重臣的战略判断极具前瞻性：“孙皓暴虐已甚，于今可不战而克。若皓不幸而没，吴人更立令主，虽有百万之众，长江未可窥也”。这一分析精准把握了敌我态势的核心——东吴的最大弱点在于君主暴虐失政，而西晋的最佳战机在于对手内部矛盾激化之时。
羊祜与张华的对话“成吾志者，子也”，不仅体现了战略传承的信任，更暗示了伐吴计划已形成核心决策圈。而羊祜拒绝“卧护诸将”的表态——“功名之际，臣不敢居”，既展现了古代士大夫的谦退品格，也反映了他对伐吴大业的清醒认知：战争的胜利取决于全局战略而非个人权威。这种以国事为重的胸襟，与后来杜预的继任形成战略延续性，为两年后的灭吴之战奠定了思想基础。
民生治理的智慧：杜预的“三益”之策与务实精神
面对司、冀、兖、豫、荆、扬六州的大水灾，度支尚书杜预提出的救灾方案堪称古代应急治理的典范。他的“三益”策略层层递进：
当下利用退水后的湖泽资源，让灾民获取鱼菜螺蚌充饥；
次年利用淤田耕种，提高粮食产量；
长期将闲置的四万五千头官牛分给农民耕作，以租税回报。
这种兼顾眼前救济与长远发展的治理思路，展现了卓越的经济眼光。杜预“在尚书七年，损益庶政不可胜数”，被时人称为“杜武库”，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他全面的治理才能。在自然灾害频发的古代，这种务实灵活的救灾策略，不仅缓解了灾情对民生的冲击，更通过资源再分配激活了农业生产潜力，体现了西晋文官集团中务实派的治理智慧。
吴国内政的衰败：孙皓的暴虐与人才凋零
与西晋的积极筹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吴的加速衰落。吴主孙皓“忌胜己者”的猜忌心理，在侍中张尚事件中暴露无遗。仅仅因为张尚以“百觚之量”类比其酒量，便被曲解为“以孤方孔丘”而遭杀害。这种毫无理性的暴虐统治，导致“公卿已下百馀人诣宫叩头”的极端场景，折射出东吴朝堂的恐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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