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小学的铃声穿透晨雾时，林砚之正站在操场边的老槐树下。泛黄的教学楼墙面上，“1988年建成”的字样被风雨侵蚀得模糊，却在朝阳里透着温暖的光。她手里捏着那张匿名汇款单复印件，“陈”字的潦草笔迹，和老槐树下那块捐赠石碑上的题字如出一辙。
“您是来采访的吗？”扎着马尾辫的女老师走过来，胸前的校徽闪着光，“我们这周三要办建校三十七周年校庆，好多老校友都要回来呢。”她指向宣传栏里的照片，“您看这张，是第一届学生和创始人的合影。”
林砚之的目光骤然凝固。照片前排的中年女人穿着朴素的蓝布衫，耳后那颗朱砂痣被阳光晒得发亮，左手虎口的烫伤疤痕在挽起的袖口下若隐若现——正是母亲的模样，只是比现在年轻了三十岁。而她身边站着的男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警服，眉骨处还没有那道疤，正弯腰给孩子系鞋带，侧脸轮廓像极了赵峰。
“这位是......”林砚之的声音有些发颤。
“陈校长和赵老师呀。”女老师笑着说，“陈校长当年是支教来的，赵老师据说是工程师，捐了所有积蓄帮学校盖教学楼。可惜赵老师在1990年出了意外，陈校长也在五年前退休去了云南。”她忽然指向照片角落，“您看这个戴红领巾的小姑娘，现在是咱们市的纪检委副书记呢，就是她牵头帮学校申请了翻新资金。”
照片里的小女孩正举着奖状笑，领口别着的钢笔，和老陈铁皮盒里那支一模一样。林砚之忽然想起母亲U盘里的名单，“张岚”这个名字排在第一位，备注是“1988级学生，重点培养”。
教室传来琅琅书声，读的是朱自清的《春》。林砚之走到办公室窗前，看见墙上挂着的旧锦旗，“教书育人”四个金字的边角已经磨损，落款处的日期是1989年教师节，捐赠人署名“一群不愿留名的朋友”。锦旗下方的玻璃柜里，放着个褪色的铁皮盒，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三十七届学生的毕业照，每一张背面都用红笔写着寄语，笔迹和父亲笔记本里的小字如出一辙。
“这盒子是陈校长临走前留下的。”女老师端来杯热茶，“她说等学校有了新档案室，就把这些故事都整理出来。对了，上周有位姓赵的老先生来捐了批新书，说自己是赵老师的弟弟，还问起陈校长的近况呢。”
林砚之握着茶杯的手指猛地收紧。赵峰的弟弟？可档案里记载赵副局长只有一个儿子。她忽然想起仓库地下室里那本被血染红的账本，最后一页用铅笔写着“赵峰，1987.09.01，更名赵建国”——原来他早就改了名字，以“赵老师”的身份守护着这里。
校庆那天，林砚之特意穿了件白衬衫，领口别着父亲留下的钢笔。操场上挤满了人，白发苍苍的老者牵着孙辈的手，指着教学楼说“当年这墙是我们亲手刷的”，年轻的校友举着相机拍照，嘴里念叨着“陈校长当年总说，知识能劈开黑暗”。
当主持人请出“特殊嘉宾”时，林砚之的眼眶忽然热了。张岚穿着笔挺的西装走上台，胸前的党徽在阳光下发亮，她举起话筒时，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激动：“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几位真正的创始人——”
聚光灯亮起的瞬间，林砚之看见母亲站在台上，身边是拄着拐杖的老陈，而最后走上台的人，穿着简单的灰色夹克，眉骨的疤痕在灯光下泛着浅粉色，正是赵峰。他手里捧着个红布包裹的盒子，打开时，里面露出半枚生锈的警徽，和老陈一直攥在手里的那半枚，严丝合缝地拼成了圆形。
“1987年的夏天，有一群人用特殊的方式，为我们搭起了这座避风港。”张岚的声音透过音响传遍操场，“他们中有人隐姓埋名，有人背负骂名，有人甚至没能等到这一天......”她指向大屏幕，1987年的刑侦地图被缓缓展开，红铅笔圈出的拆迁工地，如今正是希望小学的位置。
母亲接过话筒时，台下忽然安静下来。“我当年假装投靠赵副局长，是为了把赈灾款安全转出来。”她的目光扫过人群，“老陈同志拖着伤腿，一次次把钱从监视下送出来；赵峰同志用了三十年隐藏身份，守着这个秘密；而我的丈夫，林建国同志，在1988年学校建成那天，永远倒在了这片土地上。”
林砚之的呼吸骤然停滞。父亲不是假死？她猛地看向老陈，老人正用袖口擦着眼角，点了点头。
“他当年为了掩护最后一笔汇款，被赵副局长的残余势力袭击，就牺牲在那棵槐树下。”母亲的声音哽咽了，“他临终前说，别让孩子们知道这些黑暗，让他们只记得阳光就好。”
赵峰走上前，将那枚完整的警徽举过头顶：“我父亲当年确实犯了错，但他最后选择把密函交给了林叔。他说，就算不能赎罪，也要让钱真正用到该用的地方。”他顿了顿，目光落在人群后排，“今天，还有位特殊的客人从云南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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