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宇揣着陈老给的那枚刻着“药”字的铜牌,站在“金汇行”后门的石阶下。门楣上的铜环被摩挲得发亮,却挂着把沉甸甸的铁锁,锁眼周围粘着些风干的泥渍——看来这侧门平时只走“自己人”。他按照陈老的嘱咐,轻叩三下,停一停,再叩两下,门内传来窸窣的脚步声,紧接着是个沙哑的嗓音:“暗号?”
“陈皮配甘草。”天宇答。这是陈老教的切口,据说金汇行里管验货的老人都懂——陈老年轻时给行里的掌柜看过病,当年那掌柜最爱用陈皮甘草泡水喝。
门“吱呀”一声开了道缝,一个戴着瓜皮帽的老者探出头,眯眼打量天宇:“陈老的人?”见天宇点头,又指了指他手里的铜牌,“进来吧,刘执事在里头等你。”
门后是条狭窄的甬道,两侧堆着半人高的木箱,空气中弥漫着樟木和金属混合的气味。老者在前头引路,脚步蹒跚却稳健,路过一个岔口时,他突然停住,对着暗处说:“是陈老的后生,验过牌了。”暗处传来一声低应,才继续往前走。
“这是行里的规矩,怕混进洋人的眼线。”老者回头解释,“金汇行看着是做黄金买卖的,其实啊,一半的人是朝廷的眼线,一半跟洋人商行勾着,咱们这些底层执事,夹在中间,连喘气都得捏着鼻子。”
天宇点头应着,眼角的余光扫过木箱上的印记——有的刻着“足赤”,有的标着“九成”,还有的画着个小小的船锚,想来是要运出海的。走到甬道尽头,推开一扇挂着棉帘的木门,暖烘烘的热气扑面而来,屋里摆着三张长桌,桌上铺着黑色的绒布,几个穿短打的伙计正用镊子夹着金块,在天平上称重。
“刘老哥,人给你带来了。”引路的老者喊了一声,退到门边候着。
靠窗的角落里,一个戴老花镜的老者放下手里的放大镜,抬头打量天宇。他手指关节粗大,指腹上全是茧子,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金粉——这是常年跟黄金打交道的痕迹。“坐。”刘执事指了指对面的板凳,把一个铜盆推过来,“先净手,金怕汗。”
天宇依言净了手,看着刘执事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小巧的秤,秤砣只有指甲盖大小。“陈老说你想知道黄金的路数?”刘执事拿起一块金锭,在绒布上蹭了蹭,露出温润的光泽,“先看这个。”
他把金锭放在天平左侧,右侧放上砝码,指尖轻轻拨弄秤杆:“这是‘官金’,九成五的成色,内务府的印记在这儿。”他用镊子指着金锭侧面一个模糊的印章,“按理说该直接送国库,但你看这边缘——”他又拿出个放大镜递过来,“有缺口,是被人偷偷刮了层金粉,十锭里至少有三锭这样的,刮下来的碎末子,就混在‘商金’里卖。”
天宇凑近一看,果然见金锭边缘有细密的划痕,像被指甲反复刮过。“就没人管?”
“管?谁管?”刘执事冷笑一声,往火炉里添了块炭,“验金的是李大人的小舅子,他的人刮的;押送的是张总兵的亲兵,他们也刮;到了行里,账房先生的侄子负责登记,照样刮。一层刮一点,到咱们手里,九成五的官金能剩九成二就不错了。”他指了指另一张桌子,“那边在熔金,把刮下来的碎末子熔成小元宝,打上‘八成’的印记,卖给跑南洋的商人——他们就爱收这种,便宜,打首饰时掺点铜,看不出来。”
天宇想起陈老说的“痛点”,忙问:“那定价呢?是不是按成色定?”
“成色是一回事,门路是另一回事。”刘执事拿出两小块金砂,成色看着差不多,却分别放在两个秤盘里,“这块,是矿上直接送来的,没经过洋行,一两换十五吊钱;这块,走了英商的路子,就得按他们的价,一两十三吊——就因为他们有‘化验师’,说咱们的金砂‘含硫量高’,压价三成。”
他说着,从柜子里翻出本厚厚的账簿,翻开泛黄的纸页:“你看,上个月李铁山送了五十两砂金来,成色八成五,按理说该值七百五十吊,结果英商的化验报告说‘杂质超标’,只给五百吊。李铁山不服,把金砂送到衙门化验,结果一样——你猜咋着?衙门的化验师,是英商养着的。”
天宇指尖在账簿上划过那些悬殊的数字,心里沉了沉:“就没人能绕过洋行?”
“难!”刘执事敲了敲桌子,“洋行垄断了海上运道,咱们的金子想卖到欧洲,就得走他们的船,他们说多少价,就是多少价。前几年有个姓王的商人,想自己租船运,结果在马六甲被截了,人跳海跑了,金子全没了——谁都知道是洋行的人干的,可没证据。”
这时,一个伙计匆匆跑进来,手里捧着个黑布包:“刘爷,‘水金’来了。”刘执事点点头,让天宇打开看看。天宇解开布包,里面是几块湿漉漉的金块,表面还沾着泥沙。
“这是刚从江里捞上来的,”刘执事拿起一块,用布擦了擦,“成色不定,有的能到九成,有的才六成。但这种金块有个好处——没印记,能混在洋行的货里卖。去年有个捞金的汉子,攒了二十两水金,让我帮忙熔成‘洋金’的样子,打上他们的印记,一出手就多赚了三百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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