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底，四九城的冬天来得又急又狠。墙上的大字报新旧叠压，浆糊冻成了冰壳，边角在风里猎猎作响。
街上的行人缩着脖子，步履匆匆，眼神警惕地掠过那些胳膊上戴着各式袖章、三五成群呼啸而过的年轻人。工厂区的高音喇叭从早到晚嘶吼着激昂的旋律和口号，但那声音在凛冽的风中，也显出几分声嘶力竭后的空洞与疲惫。
轧钢厂这片昔日机声隆隆、铁水奔流的热土，如今却陷入一种诡异的“半休眠”状态。几座主要车间虽然还维持着最低限度的运转——高炉不能熄，一些关乎民生和战备的订单不能停——但往日那种热火朝天、汗流浃背的繁忙景象已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车间里越来越多的空置工位，是机器有气无力的低鸣，以及弥漫在空气中、比钢铁粉尘更令人窒息的紧绷与猜忌。
李怀德的身影，如今频繁出现在生产一线。他穿着与工人无二的蓝色工装，戴着安全帽，在刘海中和他那支日益壮大的“生产纠察队”簇拥下，巡视一个个车间。
他脸上总是挂着一种恰到好处的、既严肃又带着几分“与工人打成一片”亲和力的笑容，与遇到的工人点头，偶尔还会停下脚步，拍拍某个老师傅的肩膀，说几句“老师傅辛苦了，要注意劳逸结合，更要跟紧革命形势”之类的话。
然而，他带来的，却绝非“劳逸结合”。他巧妙地利用着刘海中这支熟悉车间内部情况、又对他忠心耿耿的力量。纠察队的手越伸越长，从监督劳动纪律，到检查生产记录，再到“帮助”某些“思想落后”或“技术保守”的老师傅“提高认识”。
一些原本由杨厂长直接任命的班组长、车间骨干，在各种“群众评议”、“民主揭发”的名义下，被调整、靠边站，甚至被挂上牌子接受批评。顶替上来的，往往是那些技术平平但“觉悟高”、“敢说话”，并且早早向李怀德或刘海中靠拢的工人。
杨厂长被架空了。他依然坐在厂长办公室里，但发出的指令出了门就大打折扣。生产调度会上，李怀德和刘海中的意见往往能压倒他的决定。车间主任们汇报工作，眼神总是不自觉地先瞟向李怀德。曾经铁板一块的生产系统，如今布满了李怀德钉下的楔子，松动、裂缝，悄然蔓延。
真正让李怀德下定最后决心的，是一个从更高层面传来的消息：傻柱的那位贵人，重工业局那位赏识杨厂长的副部级领导，即将“南下考察”，归期未定。这消息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李怀德心中最后一丝顾忌。后台要走了，杨厂长最大的倚仗悬空了。
机会，出现在杨厂长的一个侄子身上。
杨卫民，二十出头，被杨厂长安排到了宣传科。年轻人难免有些浮夸，爱吹牛。这些毛病在平时或许只是小节，但在有心人眼里，就成了可以撬动巨石的支点。
刘海中得了李怀德的授意，盯死了杨卫民。很快，纠察队就“掌握”了确凿“证据”：杨卫民没有走正规程序将女朋友于海棠安排进了宣传科做播音员。
杨伟民被纠察队从宿舍揪出来，押到厂区空地上，脖子上挂了写着“裙带关系”“损公肥私”的牌子。刘海中亲自组织批判会，唾沫横飞，上纲上线。
消息传到杨厂长耳朵里时，他正在办公室里对着季度生产报表发愁。听到侄子出事，他手里的红蓝铅笔“啪”地断了。他知道，这是冲他来的。
当天晚上，杨厂长敲开了李怀德家的门。没有寒暄，这位曾经在轧钢厂说一不二、以强硬和技术权威着称的老厂长，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疲惫和灰败。
第二天，轧钢厂的公告栏上贴出了新的任命和处分决定：原厂长杨立国同志，劳动改造，杨卫民则被下放车间改造，反而于海棠因为确实符合播音员的标准被留在了宣传科。
尘埃落定。李怀德在刘海中等人的簇拥和欢呼声中，正式全面接管了轧钢厂。而失去了最后的核心与秩序维系者，本就人心涣散、生产受阻的轧钢厂，在几番“庆祝胜利”、“整顿队伍”的大会后，干脆宣布全面停工“搞革命学习”。
巨大的厂区里，高炉依然矗立，却不再喷吐炽热的烟云；车间门窗紧闭，只有寒风吹过空旷场地时发出的呜咽，以及高音喇叭不知疲倦的喧嚣，宣示着一种荒诞的“热闹”。
刘海中，作为扳倒杨厂长的“头号功臣”，更是意气风发。他将办公室搬进了原来杨厂长隔壁的房间。
走在厂区里，前呼后拥，见到昔日需要仰望的老师傅，也只是微微颔首，眼神里是毫不掩饰的矜持与优越。他觉得，自己真正触摸到了权力的实体，那种一句话就能决定人去留、一件事就能定人生死的、令人颤栗又迷醉的力量。
四合院里，刘家的地位也水涨船高。前来“汇报思想”、“请求指示”的邻居多了起来。连一向清高的易中海，如今见了刘海中，也会客气地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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