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初三年秋，许昌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躁动与肃杀交织的气息。魏宫大殿之内，铜炉香烟笔直，却驱不散君臣心头关于江东的阴霾。
御座之上，皇帝曹丕面沉如水，指尖一份来自江东的奏报已被捏得微皱。孙权，这个昔日的“大魏吴王”，在赢得夷陵之战、稳固荆州后，态度日益倨傲。不仅迟迟不送质子孙登入朝，近来边境摩擦更是频频。
“反复无常之小人！”曹丕的声音冷冽，在大殿中回荡，“昔求册封，言辞卑怯。今恃险而骄，背信弃义！朕承天命，岂容江南久在化外？”
伐吴之议，如同投入滚油的冷水，瞬间在朝堂炸开。以征东大将军曹休为首的武将们群情激昂，纷纷请战，誓言踏平江东，一雪前耻。然而，亦有老成持重之臣，面露忧色，提及长江天堑、水战之艰，以及大军远征的耗费与风险。
在一片争论声中，曹丕的目光扫过文臣班列，落在了尚书右仆射司马懿的身上。
“司马仆射，朕闻你素知兵法，洞察机微。于此事，有何见解？”
司马懿应声出列，躬身施礼，姿态一如往常般谦恭沉稳。他并未直接回应战与不战，而是清晰冷静地剖析起局势：
“陛下圣明。孙权狡黠，确乃心腹之患。其新破刘备，气势正盛，然亦国力耗损，将卒疲敝。我大魏新立，王师锐气可用，此诚乃南征之机。”
他话锋一转，直指核心：“然，伐吴之要，不在陆战，而在水师；不在攻坚，而在控扼。孙权所恃者，长江耳。我大军若分散击之，易为所乘。”
接着，他提出了那条早已深思熟虑的战略，声音平稳却极具分量：“臣愚见，陛下可亲统水陆大军，彰显天威。命工匠多造大小战船，演练水军。主力不自徐州直下，而是溯蔡、颖二水入淮，水陆并进，先取淮南重镇寿春，稳固根本，再沿淝水南下，兵临广陵，威逼京口（南徐）。如此，大军兵锋直指建业上游咽喉，如高屋建瓴，可最大限度震慑吴人，迫其决战或请降。同时，可令曹休大将军出洞口，张辽、臧霸等将军出濡须，多路策应，使孙权首尾难顾。”
这番谋划，既有宏观战略，又有具体路线，考虑了大军行进、后勤依托和心理威慑，顿时让先前泛泛而谈的请战之声显得空洞。殿内一时寂静，许多将领暗自点头。连曹丕眼中也闪过一丝激赏。
“善！仲达之谋，深得朕心！”曹丕抚掌，当场拍板，“便依此策！朕当亲征，以彰天罚！”
然而，当具体的任命诏书下达时，微妙之处顿显。曹丕确实“采纳”了司马懿的战略方略，但在最关键的执行层面，却做出了不同的安排。亲征是真，但前线实际指挥权，却交给了大将军曹真、以及张辽、张合、臧霸等久经沙场的宗室与旧将。司马懿规划的那条最佳的进军路线，在实际部署中被调整、分散。
同时，另一道至关重要的旨意下达：“尚书右仆射司马懿，总览留台事，镇守许昌。内抚百姓，外督粮械，保障大军供给，不得有误！”
这是一个看似无比信任、实则将其排除在核心军功圈之外的任命。如同汉高祖之于萧何，倚重其治理之才，却不会让其染指前线兵权。曹丕对司马懿，始终是“可用其谋，未必尽信其人，更慎予其兵”。
司马懿神色毫无波动，仿佛早已料到，即刻伏地领旨：“臣，谨遵圣命！必竭尽全力，确保后方无虞，以待陛下凯旋！”
大军开拔之日，许昌城外旌旗蔽日，鼓号震天。曹丕金甲耀目，于御驾上接受百官饯行，意气风发。司马懿率领留守文武，于道旁恭敬送别。车驾隆隆远去，烟尘漫天。
转身回到许昌宫城尚书台，司马懿的气场陡然一变。温和谦恭迅速被冷静高效的威严所取代。他即刻召见相关属官，一道道指令清晰明确地发出：
“传令兖、豫、青、徐诸州，预定粮秣即刻起运，沿汴水、颍水、涡水设立十二处中转粮台，每台驻军五百护卫，沿途州县长官负责安保，失期者、失粮者，军法论处！”
“命许昌、洛阳武库，加紧调拨箭矢、甲胄、攻城器械组件，由工部侍郎督造，经汝南、淮北一线陆路转运，不得延误前线所需。”
“晓谕河南各郡国，严加巡防，肃清内部，若有乘机散布谣言、煽动叛乱者，就地擒斩，不必奏报！”
“各路军情急报，不分昼夜，直送尚书台偏殿，由本官亲自批阅，择要快马呈送御前。”
他的书房灯火常常彻夜不熄。巨大的地图铺满地面，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粮道、兵力、驿站。他处理文书的速度极快，批阅、盖章、下发，行云流水。面对各地纷至沓来的问题——某个粮台遭小股吴军斥候骚扰、某地豪强试图囤积居奇、某处河道因秋雨泛滥影响运输——他总能迅速找到关键，给出最务实有效的解决方案。
这个庞大的战争机器，在他的调度下，以前所未有的效率运转着。前线数十万大军的粮草军械，竟真的如同血脉般，源源不断地输送过去。许昌乃至整个中原腹地，秩序井然，未见丝毫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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