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四十七分，我正蹲在冰箱前。
刺骨的冷气从冷冻层逸出，像无数细小的针扎在我的膝盖上，皮肤瞬间泛起一层鸡皮疙瘩，寒意顺着骨缝往上爬，连牙齿都微微打颤。
但我不敢动，连呼吸都放得极轻，仿佛这老旧的压缩机一旦停止轰鸣，整个世界的寂静都会压在我身上。
耳边只剩下那低沉、断续的嗡鸣，像是某种垂死野兽的喘息，在空荡的厨房里回荡。
我的目光死死锁定在冷冻层的第三格，最幽深、最黑暗的那个角落。
那里，静静躺着一个棕色的药瓶，表面结了一层薄霜，像被时间封存的遗物。
那是我昨晚放进去的。
趁着姥姥和许明远在水槽边冲洗碗筷，水声哗哗作响，掩盖了我指尖的颤抖。
我用左手小指蓄了半个月的指甲，小心翼翼地刮下姥爷旧药瓶瓶底标签的一角。
那一点点粗糙的纤维，带着几乎看不见的编号ZT-9374，被我捻进掌心时，像揣着一团火——滚烫、灼痛，却又让我清醒得近乎残忍。
然后，我用快速而隐蔽的动作，将新瓶子换了上去。
新瓶子里装的，是我托人从黑市搞来的强效镇静剂，剂量精确，颜色和原来的药片别无二致。
我把新瓶子放回原位，标签故意朝外。
一个完美的、等待被“意外”弄湿的陷阱。
我能感觉到，楼上那扇正对着厨房的窗户后面，有一双眼睛。
许明远的眼睛。
他在等，等我像一只被惊扰的兔子，在厨房里手足无措，惊慌失措地打翻什么，或者是在寻找什么时暴露我的意图。
他一定认为我昨晚只是起了疑心，想看看药瓶。
他不知道，我已经走在了他前面。
所以我不慌。我的平静，就是对他无声的宣战。
早餐的气氛一如既往的压抑。
姥爷只喝了半碗米粥，就歪在椅子上睡着了，呼吸声沉重得可怕，像破旧的风箱，每一次吸气和呼气之间，都隔着令人心悸的停顿。
那声音粗粝地刮过我的耳膜，带着一种不属于活人的滞涩。
许明远立刻站起身，脸上的关切恰到好处，像一位尽职尽责的家庭教师，走向冰箱：“爸又累了，我去拿药。”
就是现在。
我端起手边的水杯，在他与我擦身而过的瞬间，手腕一斜，脚步一个踉跄，整杯温水不偏不倚地泼在了他伸向冰箱门的手臂上。
“哎呀！许老师，对不起，对不起！”我的声音里带着恰到好处的惊慌和歉意，“您快擦擦！我、我不是故意的！”
水流顺着他的袖口淌下，布料吸水后颜色变深，有几滴顽固的水珠，精准地溅上了他刚从冰箱里拿出的那个药瓶。
我眼睁睁看着那张被我刻意朝外的纸质标签，上面的字迹瞬间被水浸透，墨迹晕染开来，模糊成一片无法辨认的灰白色，像被泪水洗过的遗书。
我低下头，一边慌乱地用自己的衣角去擦他湿透的袖子，指尖触到那湿冷的布料，心里却燃着火。
一边用眼角的余光死死锁住他的喉咙。
他的喉结，在那一刻猛烈地滑动了一下。
那不是被冒犯的愤怒，也不是被我笨拙举动惹恼的不耐，而是一种深藏的、被打破了固有节奏的惊骇。
“没事没事，晚照，别紧张。”他的声音依旧温和，甚至还带着一丝安抚的笑意，但语速却比平时快了至少半拍，“标签湿了而已，不影响。我去镇上医院，让王医生再开一瓶就是了。”
他说着就要往外走，步履带着一种急于脱离现场的迫切。
“等等！”我立刻拦在他身前，像个不懂事却格外认真的孩子，“我怕您忘了剂量，我帮您抄下来！”
不等他拒绝，我从随身的帆布包里掏出一个硬皮笔记本。
这是社区消防安全培训时发的，封面粗糙，纸张泛黄，普通得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我翻开一页，用笔飞快地写下一行字：“每日两次，每次半粒”。
我的字迹故意写得歪歪扭扭，像一个焦虑的小学生。
许明远看着我，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或许是觉得我多此一举，又或许是被我的“关心”弄得有些不自在。
他没有看到，在我写字的时候，我的右手拇指指甲，正在笔记本的背面，用力地刻划着。
纸张的背面，留下了一行无声的密码。
ZT-9374→王医生。
这是我自己留下的证据，是我和这个疯狂世界订下的契约。
它在告诉我，我没有疯，我看到的、感觉到的一切，都不是幻觉。
中午时分，王医生准时上门来给姥爷量血压。
他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头发花白，眼神里总是带着一种挥之不去的疲惫。
他是镇上唯一的老西医，也是许明远指定的、专门给姥爷看病的人。
在给姥爷缠上袖带，捏动气囊的时候，他的身体很自然地挡住了许明远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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