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的窑洞，空气像凝固的冰，每一口呼吸都像吞下细碎的玻璃渣，带着铁锈与潮湿泥土混合的冰冷气息，钻进我的肺里，带走最后一丝暖意。
皮肤上浮起一层细密的寒栗，仿佛有无数根针尖轻轻扎刺，冷意顺着毛孔渗入骨髓。
寂静被一种规律的、沉闷的摩擦声打破——是轮子，碾过凹凸不平的夯土地面，由远及近。
那声音粗糙得如同砂纸刮过耳膜，每一次滚动都震得我牙根发酸。
我没有睁眼，但身体的每一寸皮肤都已拉响警报，连后颈的汗毛都微微竖起，感知着那逼近的死亡节奏。
这声音我太熟悉了——是担架车的轮子，医院里运送病人和……尸体的那种。
金属支架与地面碰撞的钝响，夹杂着橡胶轮在碎石上打滑的吱呀，像某种机械生物在黑暗中爬行。
轮子声在我床边停下。
一股寒气逼近，那不是夜的冷，而是一种生命被抽离后留下的、绝对的虚无，仿佛空气本身都在退避。
我甚至能“听”到那具尸体被抬上床时，白布与粗糙床单摩擦的窸窣声，像蛇在枯叶上滑行。
我的金手指，那份能感知生命体征的特殊能力，此刻像一根被拨动的琴弦，疯狂震颤。
然而，它捕捉到的不是心跳，不是呼吸，而是一片死寂。
布下，是彻彻底底的、毫无生机的沉寂，连最微弱的细胞代谢都已停止。
我强迫自己维持着平稳的呼吸，眼皮下的眼球却不受控制地颤动。
原来如此。
原来，“淘汰”不是离开，而是死亡。
组织根本不在乎我们这些实验品的死活，或者说，死亡本身就是实验的一部分。
许明远的声音幽幽响起，像是在对我，又像是在对那具冰冷的尸体自言自语：“别怪我……这是最好的归宿了。没有痛苦，睡一觉，就什么都结束了。”
他的声音低哑，像砂砾在铁皮上拖行。
我用眼角的余光瞥见他低垂的眼睑，眼窝深陷，瞳孔在昏黄灯光下显得空洞而涣散，像是被抽干了所有情绪。
他的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不是笑，也不是悲，而是一种近乎机械的抽搐。
接着，是玻璃与金属轻微碰撞的声响，清脆得刺耳。
他从一个金属盒子里取出一支注射器，动作熟练得近乎麻木。
针管里的液体在窑洞昏暗的灯光下呈现出一种诡异的深蓝色，像是浓缩的夜色，又像凝固的静脉血。
“静眠终剂。”他低声念出药剂的名字，仿佛在宣告我的最终审判，“剂量，1.2毫升。”
心跳在这一刻几乎要冲破我的胸膛，每一次搏动都像重锤砸在耳膜上。
1.2毫升，正是我根据之前泄露的资料和自己的医学知识，推算出的绝对致死剂量。
只要这深蓝色的液体全部进入我的静脉，任何现代医学手段都回天乏术。
我将成为旁边那块白布下的又一具冰冷尸体。
我不能躲。
我的任何一丝反抗或恐惧，都会被许明远察觉。
他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更暴力的手段，到那时，我和顾昭亭所有的计划都将化为泡影。
我必须接受这次注射。
但接受，不等于认命。
千钧一发之际，我的大脑前所未有地清醒。
我想起了很久以前，在社区参加的一次急救技能培训。
那个百无聊赖的下午，昏昏欲睡的讲师提到过一个极其冷门的技巧——“静脉分流法”。
在特定角度下，如果注射针头的斜面能够紧贴血管壁，而不是刺穿或居中，药液有极大概率不会立刻随血液循环流遍全身，而是会暂时在注射点局部形成一个高浓度滞留区。
它会造成剧烈的、灼烧般的疼痛，甚至局部组织坏死，但也能为我争取到宝贵的、以秒计算的时间。
那是我唯一的机会。
许明远拿着浸了酒精的棉球，向我的左臂走来。
他的手冰冷，带着消毒水的味道，指尖微微发颤，却不是因为紧张，而像是一种长期压抑后的神经性抽搐。
我没有动，只是在棉球擦拭我皮肤的瞬间，极其隐蔽地，将我的左臂向内侧微旋了大约十五度。
这个角度足以让我的肱静脉从放松状态变为半压迫状态，血管壁会变得更加坚韧、更具弹性，也更容易让针尖“贴”上去，而不是直接刺入中心。
这是一个豪赌。
赌的是许明远长年累月养成的注射习惯，赌的是我对自己身体肌肉的绝对控制，更赌的是通风井里那个人的默契。
我悄悄地，用舌尖用力顶了两次上颚。
一次，代表“准备就绪”。
两次，代表“极度危险，立刻执行最高风险方案”。
几乎在我发出信号的同一秒，我感觉到头顶的窑顶传来一阵极其轻微的、几乎无法察觉的震动。
像是一只鸟落在上面，又像是一颗石子滚落。
指尖下的床板微微震颤，灰尘簌簌落下，飘进我的鼻腔，带着陈年的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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