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上那代表着信号强度的绿色波形，在那一瞬间，断崖式地骤降了百分之八十。
原本激昂的蜂鸣声，也瞬间衰弱下去，变成了微弱的、奄奄一息的呻吟。
我猛然睁大了眼睛，剧痛似乎也随之减轻。
我明白了。
刚才那几乎将我撕碎的情绪波动和精神过载，竟然让我的金手指本能地开启了自我保护——它“屏蔽”了我自身的记忆活动，就像为了防止电路烧毁而切断了总电源。
我大脑的剧烈活动，就是周麻子追踪的“信号源”。
而当我“忘记”，当我大脑中关于某件事的神经元活动被强行抑制，信号也就随之消失了。
雨水依旧冰冷，但我心中却燃起了一团野火。
我踉踉跄跄地跑回老屋，几乎是撞开了那扇虚掩的门。
顾昭亭正站在门口等我，昏黄的油灯下，他的脸色铁青，嘴唇抿成一条僵硬的线。
“你去了坟场？”他的声音里压抑着怒火和后怕。
我没有回答，只是将那个用锡纸包裹的怀表，用力塞进他温热的手里。
我的指尖依旧冰冷，与他的掌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它在告密。”我喘着气，声音沙哑，“现在，它得继续告——但告假的。”
我没时间解释太多，冲到桌边，翻开随身的笔记本，用颤抖的手写下三组截然不同的摩斯密码节奏。
“真信号，用两短一长，代表我安全，正在转移。”我指着第一行字，“假信号，用三长两短，代表我被困，请求支援。这是给周麻子看的。”我顿了顿，又写下第三组，“紧急信号，五次短促敲击，代表计划有变，立即中止。我每隔两小时会换一次位置，你根据我留下的记号行动。”
顾昭亭的目光没有落在那几行字上，而是死死盯着我因为用力而骨节发白、毫无血色的指尖。
“你刚才……失温了？”
我点了点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可我学会了藏。”
窗外的雨势渐渐小了，坟场的方向隐约传来铁锹疯狂铲土的声音，那是周麻子在泄愤。
不远处的邻居家，张婆婆枯瘦的身影贴在窗后，她浑浊的眼睛望着坟场的方向，嘴里神经质地喃喃自语，声音不大，却清晰地飘了过来：“活人埋空盒，死人听心跳……这世道，反了，全都反了。”
与此同时，在村后阴冷的山洞深处，周麻子盯着屏幕上那骤降后便再无起色的信号，脸上的暴怒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病态的、兴奋的冷笑。
“有意思……真有意思……她开始‘忘’了。”他拿起桌上孙会计刚刚送来的数据分析表，在那一栏用红色水笔标注着“记忆波动抑制”的条目上，重重地画了一个圈。
整个下午，我没有离开村子。
我去了李聋子家的堂屋。
李聋子是我童年的玩伴，一场高烧夺走了他的听力，却让他有了一双比任何人都会“听”的眼睛。
我需要一个绝对安静、绝对不会被打扰的地方，来练习我新发现的武器。
我将四件物品并排摆在他家那张老旧的方桌上：一个装着止痛药的白色药瓶，我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顾昭亭留给我防身用的短刀，以及……母亲留下的那本日记。
我闭上眼睛，开始主动地、有意识地屏蔽我对它们的记忆。
首先是药瓶。
我集中精神，想象着有一道无形的屏障将我脑海中关于这个药瓶的一切信息——它的形状、颜色、用途、我得到它的过程——全部包裹起来，隔绝开来。
过程比我想象的要困难，像是在大脑里进行一场拔河。
一阵轻微的眩晕过后，我睁开眼。
桌上空空如也，药瓶的位置只剩下一片虚无。
它还在那里，但我“看”不见它了。
接着是笔记本。
这一次，我没有完全屏蔽，而是尝试模糊化处理。
我强迫自己忘记它被放在桌子的哪个具体位置。
当我睁开眼，笔记本的轮廓变得模糊不清，像隔着一层毛玻璃，我能感知到它的存在，却无法确定它的精确坐标。
然后是刀。
我屏蔽的不是它的外形或位置，而是它“存在”这个概念本身。
我努力削弱它在我认知中的分量。
结果是，我虽然能看见它，但它在我眼中就如同一片落叶、一块石头，毫无威胁感，完全失去了“武器”的属性。
最后，是母亲的日记。
这是最难的。
我深吸一口气，开始切断我与“日记内容”之间的记忆流。
那些熟悉的字迹，那些悲伤或温暖的句子，开始在我脑中褪色、溶解。
当我再次睁开眼，精疲力竭，冷汗湿透了后背。
桌上，药瓶、笔记本、刀的位置依旧是我感知不到或模糊的状态，唯有那本日记静静地躺在原位，清晰可见。
但我看着它熟悉的封面，脑子里却一片空白。
我知道我读过它无数遍，可里面究竟写了什么，我一个字也想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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