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自己蜷成一团，死死地陷在姥姥家东屋那张冰冷的旧炕里。
木板咯吱作响，像某种年久失修的骨架在暗中呻吟。
寒气从炕面渗入脊背，皮肤上浮起细小的疙瘩，仿佛无数看不见的虫子正顺着骨缝爬行。
手机屏幕是黑暗中唯一的光源，微弱的光线勾勒出我惨白的脸，鼻尖凝着一层薄汗，在冷光下泛着青灰的湿意。
屏幕上，那七幅我冒险偷拍下来的画，像七个无声的诅咒。
扭曲的人形，红黑交错的线条如同一根根涨破皮肤、暴露在外的血管，疯狂地爬满了躯干。
有几个节点，像是疼痛的震中，被反复涂抹、加重，墨色深得仿佛要滴下血来——那不是墨，是凝固的淤血，是皮下溃烂的痕迹，在我眼前缓缓渗出腥甜的铁锈味。
我不敢开灯，这间屋子正对着院门，任何一丝光亮都可能成为黑夜里别人眼中的靶子。
风从窗缝钻入，吹动窗帘的一角，发出沙沙的轻响，像是有人在门外屏息等待。
金手指的能力在脑中自动运转，一遍遍地回放着昨夜偷窥到的那一幕，每一个细节都纤毫毕现。
母亲，刘翠花，就那样跪在赵婆子家堂屋冰冷的水泥地上，右手食指上沾满了混着朱砂的墨汁，在铺开的宣纸上用力地、神经质地划动着。
她的指节因为过度用力而绷紧，呈现出一种缺血的白色，指甲边缘甚至裂开了一道细口，渗出暗红的血珠，混进墨里，留下点点猩斑。
我看得清清楚楚，每当她的指尖在纸上按下一个点，或是划过一道弧线，她另一侧的肩胛骨就会不受控制地轻微抽搐一下——那不是肌肉的痉挛，是神经被外力强行牵引的反应，像有钩子在皮肉下拉扯。
起初我以为那只是癫狂中的随意涂抹，但现在，当我将这抽搐的频率和画上那些加重的节点联系起来时，一个可怕的念头攫住了我。
那不是在画，那是在按压。
就像有一个看不见的行刑者，正用一根根冰冷的针扎进她的皮肉之下，而她，我那可怜的母亲，正凭借着最原始的触觉记忆，用自己的手指，在纸上复刻出那种异物嵌入身体的深度、角度，以及随之而来的、撕裂般的痛楚。
我能“听”到那声音——针尖刺破皮肤时细微的“噗”声，肌肉纤维被撑裂的闷响，还有她喉咙深处压抑的、几乎听不见的呜咽。
这个认知让我浑身发冷，指尖发麻，仿佛那痛楚正顺着我的神经逆流而上。
我必须找到源头。
一个被我忽略了的名字——陈金花，村西废邮局退休前的负责人，她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像一棵老树，根系遍布全村的陈年旧事。
夜色是我最好的伪装。
我避开村里那几条亮着路灯的主路，像个幽灵般潜入村西那栋早已废弃的二层小楼。
空气里弥漫着纸张腐烂和灰尘混合的霉味，吸一口，喉咙便泛起干涩的痒意。
脚下是碎裂的瓦砾和散落的信封，每一步都踩出沉闷的“咔嚓”声，在空荡的楼道里回荡，像有人在身后尾随。
我没敢用手机照明，只能借着窗外稀薄的月光，在成堆的旧信件和报纸里翻找。
顾昭亭的警告言犹在耳——老K那伙人有新的探测仪，能主动干扰电子设备。
终于，在一个贴着“人事档案”标签的牛皮纸袋里，我找到了陈金花退休前整理的一些资料。
随着一沓文件的抖动，一张泛黄的旧照片轻飘飘地滑落，掉在我的脚边。
我捡起来，那是一张合影，照片下方用钢笔标注着：一九九八年，槐树镇中心小学女教师合影。
照片里，十几个梳着时代特色发型的女教师并排站着，笑容质朴。
但我的目光却死死地钉在了她们身后的背景墙上。
那墙纸，是红黑两色交错的菱形花纹。
我的心跳骤然停滞，耳膜嗡鸣，仿佛有一根铁针正缓缓刺入太阳穴。
这纹路……这该死的、交错的菱形纹路，它的某些线条走向，竟然和我母亲画中那些代表着躯干的线条，隐隐重合！
这不是巧合，是坐标，是密码，是某种仪式的图腾。
我立刻举起手机，对着照片和墙纸的细节拍了几张。
就在我准备关掉屏幕的瞬间，眼角的余光瞥到了右上角的电量显示——一个鲜红的“3%”。
不可能！
我出来时电量明明是78%！
顾昭亭那张严肃的脸猛地浮现在我脑海里，他说过的话像警钟般敲响：“越靠近植入点，耗电越快。”我的后背瞬间被冷汗浸透，湿透的衣衫紧贴皮肤，寒意如蛇般缠绕脊椎。
这里有东西，或者说，有过东西。
我立刻将手机关机，塞进早就准备好的锡纸袋里，隔绝一切信号。
同时，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调动金手指的能力，将那张照片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女教师的脸，特别是那片诡异的墙纸，牢牢地刻印在记忆深处——那红黑的纹路，像烙铁般烫进我的视觉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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