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冷、潮湿的铁锈味混杂着陈年污垢的腐臭,在我鼻腔里冲撞,像无数细小的钩子刮擦着黏膜,每一次呼吸都带着金属与霉变交织的腥气。
指尖下的管壁粗糙如砂纸,每一次挪动,磨破的肘部和膝盖便渗出温热的血,在铁皮上拖出湿滑的痕迹,触感黏腻而刺痛。
黑暗中,唯一的光源是我意识深处那道幽蓝色的数据流——我的“金手指”。
它无声流淌,像一条逆向奔涌的星河,在我颅内勾勒出殡仪馆的每一寸结构。
它正一遍遍地回放着顾昭亭生命最后时刻的画面,那声嘶力竭的三个字,像一枚烧红的烙铁,烫在我的脑海里:“焚化炉!”
不,不对。
我的金手指在同步检索殡仪馆三十年来的所有改建图纸,一帧帧泛黄的蓝图在意识中飞速闪过,边缘卷曲,墨迹晕染,仿佛被时间浸透的遗书。
这个词指向的,根本不是那个早已废弃的排渣通道,而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三十年前,殡仪馆进行现代化改造,原有的老式焚化炉被拆除,原地基之上,建起了一座新的建筑。
但图纸的一个角落,用极小的字标注着一个被水泥墙体封存起来的空间——旧日的冷冻舱室。
一个理论上,早该被彻底填埋的死亡之地。
记忆的碎片开始拼接。
我调出殡仪馆近五年的年度检修记录,李聋子,那个沉默寡言的老维修工,曾在一份不起眼的报告上用歪歪扭扭的字迹标注过一行:“C区地下氮气阀有异常波动,压力不稳,疑似……人为重启。”当时所有人都以为是他年老昏聩,测错了数据。
C区,正是旧焚化炉所在的区域。
另一条线索,来自社区去年登记的一批“无主遗体暂存”名单。
名单被随意地塞在档案柜的底层,几乎无人问津。
我的金手指曾无意间扫描过它。
编号C-13的冷藏格,登记人签名那一栏,是两个龙飞凤舞的字:周山。
我的主治医生,周医生。
线索的终点汇聚于此。
我从狭窄的通道尽头挤了出来,眼前是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门,门缝里渗出的寒气,像一只无形的手,扼住了我的喉咙,冻得我喉头一缩,呼吸凝成白雾。
这股冷意带着液氮特有的、干净又致命的气味——无味却刺鼻,像金属在极低温下断裂的脆响,无声地侵蚀着肺叶。
我用尽全身力气,将撬棍插进门缝,伴随着令人牙酸的金属扭曲声,门被我撬开一道缝。
寒气瞬间扑面而来,像冰水灌进衣领,激得我全身肌肉一颤。
我侧身挤了进去,身后的铁门在我松开撬棍后,沉重地合拢,发出一声空洞的回响,余音在密闭空间里久久震荡,仿佛墓穴封棺。
室内没有灯,只有几台机器运作时发出的微弱指示灯光,红绿交错,像黑暗中窥伺的眼睛。
三具巨大的、充满科幻感的冷冻舱并列而立,舱体表面覆盖着一层薄冰,指尖轻触,刺骨的寒意直透骨髓。
它们低沉的嗡鸣声,是这里唯一的生命迹象,如同巨兽在沉睡中呼吸。
我的目光死死地锁在中间那具,编号02的舱体上。
它的玻璃观察罩上凝结着厚厚的水雾,但透过模糊的冰晶,我依然能依稀辨认出一个侧卧的人影。
她穿着一条蓝色的连衣裙,头微微偏向一侧,长发铺散在枕上。
那是母亲最习惯的睡姿。
我的心跳骤然停滞,胸腔像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住。
我踉跄着扑上前,用磨破了皮的袖口,发疯似的擦拭着冰冷的玻璃罩。
指尖摩擦冰面,发出沙沙的轻响,水珠顺着玻璃滑落,像无声的泪。
水雾被擦去,一张苍白而安详的脸庞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
是她。
真的是她。
那熟悉的眉眼,那紧抿的嘴角,和我记忆中最后一次见她时一模一样。
不,有区别。
我死死盯着她的胸口,在那件蓝色的连衣裙之下,我看到了。
那里有起伏,极其微弱,几乎无法察觉,但它确实存在。
就像冬日里,一只陷入假死的蝴蝶,翅膀偶尔的颤动。
金手指,启动。
我闭上眼,命令它调取母亲临终前在医院的所有病历扫描件。
海量的数据流瞬间涌入我的意识:心电图、脑电波、血液检测报告……一行由周医生亲笔签署的结论,被系统用血红色的高光标出:脑干功能未见明显损伤,生命体征稳定,符合深度镇静药物作用特征。
她没死。
这个认知像一道惊雷在我脑中炸开。
她没有死!
他们用某种强效的镇静药物,让她陷入了这种无限接近于死亡的“类死亡状态”。
她成了一件活着的展品,一个被精心保存的人质,一个悬在我头顶、随时可以落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他们用这种方式,确保我永远无法摆脱他们的控制。
我浑身颤抖,不是因为寒冷,而是因为极致的愤怒和后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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