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血液在瞬间凝固。
空气潮湿而沉重,带着腐烂树叶的霉味,每一次呼吸都像在吞咽铁锈。
应急灯惨白的光在墙上投下扭曲的影子,仿佛有无数无形之物正从四面八方缓缓逼近。
顾昭亭停在我面前,声音平稳得像一潭死水:“晚照,系统要崩了,我们必须现在进去。”
我没有动。
我的金手指,那个能回溯一切声音与画面的“天赋”,此刻正像一台失控的超级计算机,在我脑海里疯狂播放着他过去三年的所有通话录音。
上千个,上万个句子,像潮水般涌过我的意识,带着电流般的刺痛感在颅骨内震荡。
在那些或焦急,或疲惫,或欣喜的声音里,我清晰地辨认出一个铁律——他从不说“必须”。
在最紧急的撤离命令里,他说的是“我们得走了”;在性命攸关的部署中,他说的是“你得相信我”。
“得”是他刻在骨子里的习惯,带着一种商量和信任的余地,像冬夜里炉火边的一句低语。
而“必须”,这个词冷硬、绝对,不带任何感情,像一道从天而降的指令,砸进这死寂的空间,激起一阵无形的寒意。
它不属于顾昭亭。
我的视线下意识地滑向他的双脚。
他站得太稳了,笔直得像一杆标枪,重心均匀地分布在双腿上,脚底与地面贴合得没有一丝缝隙。
一个刚被注射了高浓度神经毒素的人,绝不可能有这样完美的平衡力。
我脑中浮现出无数个他过去的影像,那个真正的顾昭亭,哪怕在最放松的状态下,也会下意识地将更多的重量压在右腿上。
那条旧伤像一道沉默的年轮,深埋在他少年时代的记忆里,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是他不完美的证明。
而眼前这个,走得太稳,站得太直,完美得……不像个活人。
我缓缓地向后退了半步,鞋底摩擦着湿滑的水泥地,发出细微的“沙”声,这个微小的动作似乎没有引起他的警觉。
我的金手指没有停歇,自动调取了他刚才飞身扑向那支毒素注射器时的动作帧。
画面在我脑中以千分之一的速度回放:他腾空,翻转,最后落地时,左手手掌撑在了湿滑的地面上,五指张开,小指因为冲击力而微微弯曲。
指尖触地的瞬间,我仿佛也感受到了那股来自地面的冰冷反震,顺着神经直冲大脑。
这是一个教科书般的、属于右撇子的本能保护反应。
可我知道,我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清楚,真正的顾昭亭,在三年前的一次任务中,左手的尺神经受到了不可逆的损伤。
他可以正常活动,却无法完成精细的动作,更不可能在高速坠落时,用那只受过伤的左手作为主要支撑点。
他会用右手,或者用更强壮的右肩去承重。
他绝不会用左掌。
我的心彻底沉了下去,像一块铅坠入无底深渊。
我低头,目光落在他那双军用短靴的靴尖上。
就在几分钟前,我们一起蹚过那片混着腐烂树叶的积水,我的右脚鞋底现在还粘着一片黑色的烂叶子,湿漉漉地贴在鞋纹里,散发出淡淡的腐臭。
可他的两只鞋,在应急灯惨白的光线下,干净得像是刚刚被人细细擦拭过,连一丝泥痕都没有。
没有水渍,没有划痕,甚至没有一点灰尘。
他不是中毒后恢复了。
他是在那个我们所有人都没注意到的瞬间,被“换”掉了。
就在我全身的肌肉都因为这个认知而绷紧时,一直沉默地蹲在我身旁的李聋子,突然用手里的活动扳手,在水泥地面上极轻地敲击起来。
“嗒、嗒、嗒——嗒。”
三短,一长。
那声音清脆而克制,像一根针扎进凝固的空气,激起一圈微弱的涟漪。
我的瞳孔猛地一缩。
这是母亲留给我的密码。
在我们那个支离破碎的家里,这是最高等级的警报和……行动信号。
我立刻会意。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我从口袋里掏出那枚老式的防风打火机,和一本已经被水浸得有些发皱的笔记本。
金属打火机冰凉的触感贴在掌心,像一块沉睡的铁。
我撕下笔记本的一角,纸张粗糙的边缘刮过指尖,“咔哒”一声,橙红色的火苗在潮湿的空气中猛地蹿起,燃烧的纸角发出轻微的“噼啪”声,热浪扑在脸上,带着纸张焦化的苦味。
火光一亮,瞬间照亮了我们之间这不到三米的距离。
我死死盯着顾昭亭的脸,盯着他那双深邃的眼睛。
在火光映照下,他的瞳孔,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收缩反应。
没有颤动,没有回避,甚至连最微弱的生理反射都没有。
就是这个了。
我猛地将手中那个小小的火把,朝着他的面部甩了过去!
燃烧的纸角在空中划出一道明亮的弧线,裹挟着灼热的空气扑向他的眼睛。
他本能地向左侧头躲避,但那个动作,却迟滞了零点三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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