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城，
“新顺王”登基大典的喧嚣与奢华，如同一场盛大而虚浮的烟火，在短暂的绚烂之后，终于缓缓落下帷幕。
福王府内，残留着庆典后的狼藉与奢靡气息，空气中仿佛还飘荡着酒肉的油腻与香烛的烟熏味。
李自成头戴旒冕、身着赭黄龙袍（虽形制仓促简陋，却已是极尽此时此地之能事）接受百官朝拜的景象，似乎仍在每个人的眼前晃动，刺激着胜利者的神经，也麻痹着潜在的危险感知。
登基称王，似乎给大顺政权披上了一层金光闪闪的外衣，赋予了它一个看似名正言顺的“国”的形态。
银安殿上，
“万岁”的山呼声犹在耳畔，牛金星等文官弹冠相庆，刘宗敏等武将傲气更盛，整个洛阳城都沉浸在一股“开国建制、天命在我”的狂热与自信之中。
然而，在这金光闪闪的王冠之下，在这看似强大的军事外壳内部，一个致命的、且正在不断扩大的经济黑洞，已然无声无息地张开巨口，贪婪地吞噬着那看似“堆积如山”的财富，并将整个政权拖向危险的边缘。
李自成和他的核心将领集团，出身草莽，他们的崛起之路，完全建立在“打粮”与“拷掠助饷”的基础之上。
他们的思维模式，是彻头彻尾的掠夺型经济思维。
攻城略地，破府抄家，将官僚、士绅、富商的财富据为己有，以此维持庞大军队的消耗，并激励士气。
他们精通于破坏旧秩序、榨取存量财富，却对如何建设新秩序、创造增量财富一窍不通，也毫无兴趣。
攻克洛阳，擒获福王，他们所获得的，是福王府累世积累的、以及从洛阳全城官绅富户家中榨取出的金山银山。
金银珠宝、古玩玉器、绸缎布匹、粮米油盐…数量之多，足以让任何一支农民军眼花缭乱，产生“富可敌国”的错觉。
正是这笔巨大的横财，支撑了入城初期的挥霍、军队的犒赏，以及眼下这场耗费不菲的称王大典。
但是，他们看不到，或者说选择性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洛阳，是他们大规模、系统性掠夺的最后一站，也几乎是唯一一站。
在此之后，他们再也难以找到一个像洛阳这样富庶且守备相对空虚的巨邑来供他们“饱餐一顿”。
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事实上已经枯竭了。
而维持一个数十万人的军事集团和一个初步成型的政权框架，每日的消耗都是一个天文数字。
尤其是粮食，这是任何金银珠宝都无法直接替代的战略资源。
问题，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显现出来。
首先，是生产活动的全面停滞。
洛阳城内，昔日繁华的商业和手工业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大量工匠、店主在破城时的混乱中逃亡或被当作“富户”清算，幸存者亦心有余悸，不敢轻易开业。
仅存的一些商铺，也多是为军队和服务于新贵服务的，普通市民的经济活动几乎陷入停滞。
城市，这个本该是财富创造和交换的中心，变成了一座纯粹消费和消耗的巨型兵营与官署。
城外，广袤的河南腹地，情况更为严峻。
持续的战乱、军队的征发拉夫、以及缺乏有效的基层治理和组织，导致大量农田抛荒。
春耕时节已过，田野里却少见劳作的农夫，多是荒草丛生，一片破败景象。
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已被严重破坏。
其次，是坐吃山空的残酷现实。
数十万大军（包括战兵、辅兵、眷属以及迅速膨胀的官僚体系）每日人吃马嚼，消耗的粮草是一个令人瞠目的数字。
尽管攻克洛阳时缴获了福王和官仓的大量存粮，但再多的库存，也经不起只出不进的消耗。
他们就像一群闯入巨大粮仓的蝗虫，疯狂地啃噬着库存，却没有任何补充的计划和能力。
负责后勤粮秣的官员（多是一些投降的明朝旧吏，并非牛金星的核心亲信）最先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他们拿着算盘和账本，日夜核算，惊恐地发现库存粮食的下降速度远超预期。
原本预计能支撑数月甚至半年的存粮，照目前的消耗速度，可能两三个月后就将见底！
这还不包括需要维持洛阳城内数十万市民最低生存需求的那部分（尽管这部分已被压缩到极限）。
一些尚有责任心的后勤官员，忧心忡忡地将这些触目惊心的数据整理成文，试图向最高层发出警报。
他们小心翼翼地绕过正沉浸在“开国宰相”美梦中的牛金星，设法将奏报呈送到了李自成的案头。
然而，结果却令人绝望。
李自成正忙于与刘宗敏等将领筹划下一步“北伐京师”的军事行动，沉浸在“顺天应人”、“直捣黄龙”的宏大叙事中，哪里听得进这些“柴米油盐”的琐碎烦恼？
他粗略扫了一眼奏章上那些枯燥的数字，便不耐烦地扔到一边，认为这是下属无能、小题大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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