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们，”他双手撑在会议桌上，身体微微前倾，目光如同探照灯般扫过每一张沉思或犹疑的面孔，“我们再来看看这条线。把它放在今天的世界地图上，放在华盛顿、柏林和莫斯科的三角关系里去看。”
他直起身，指向窗外，仿佛能穿透墙壁，看到大洋彼岸的欧洲和更遥远的欧亚腹地。
“如果我们，因为短视的贪婪，因为对利润无休止的追逐，真的把成千上万的美国家庭——那些在底特律的汽车厂、匹兹堡的钢厂、加州的农场、西海岸的造船厂里工作的家庭——逼到‘爱丽丝线’之下，让他们陷入绝望的、无路可走的‘隐形贫困’，甚至触发‘斩杀’效应……你们知道，最高兴的会是谁吗？”
他刻意停顿，让这个问题悬在空中。
“是阿道夫·希特勒，是纳粹德国！”特纳的声音陡然提高，带着一种尖锐的警告，“德国人巴不得我们美国自己从内部瓦解！巴不得我们的工人因为贫穷、绝望而罢工、抗议、生产力下降！巴不得我们的社会陷入动荡和分裂！因为这样一来，我们还有多少余力去生产坦克、飞机、船只，去支援正在伦敦挨炸弹的英国人？去阻止德意志的战车碾过整个欧洲？一个内部混乱、工业萎靡的美国，是希特勒做梦都想要的‘盟友’——一个无法提供有效援助的盟友！”
他顿了顿，让德国的威胁在众人心中沉淀，然后抛出了更尖锐、也更让在座这些资本家心底发寒的名字：
“而比希特勒更高兴、更会利用这种情况的，是约瑟夫·斯大林，是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特纳的声音压得更低，却更有穿透力，“苏联人及其意识形态，最擅长什么？最擅长的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中寻找不满、煽动对立、输出革命！他们有一整套的理论、组织和渗透手段。如果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工人逼到活不下去的边缘，就等于亲手给莫斯科递上了最锋利的刀子，为我们自己的工厂和城市，培养出了最易燃的‘革命火种’！”
他环视众人，目光如炬：“想想看，到时候，煽动罢工的将不再是只想提高工资的本地工会领袖，而是拿着莫斯科卢布、受过专业训练的职业革命家。抗议的口号将不再是‘提高待遇’，而是‘推翻资本家，建立工人苏维埃’。动荡将不再局限于经济范畴，而会直接挑战我们财产私有制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的合法性！这就不再是成本问题，而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特纳深吸一口气，总结道，语气斩钉截铁：“所以，先生们，我提出‘爱丽丝线’，反复强调不能越过它，这从来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出于对工人农民的‘仁慈’或‘同情’！ 那些是牧师和慈善家该考虑的事情，不是我们。”
他的手指重重敲在白板上那条刺眼的红线上：“这是最冷酷、最现实、最利己的生存计算！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工厂、土地、财富和生活方式！是为了不让希特勒和斯大林有机会从我们的内部崩溃中获益！是为了确保美国，至少是我们西部的美国，能够保持稳定、拥有足够的生产力和消费力，去赢得这场战争，并在战后继续繁荣，而不是在内部的社会革命或者外部的强权压迫下分崩离析！”
“维持大多数美国家庭生活在这条线上，就是在加固我们自己的堡垒，就是在剥夺我们敌人的武器和机会。这不是为了他们，” 特纳指向窗外，仿佛指向那些看不见的工人和农民，“这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为了我们想要守护和传承的这个体系与未来。 任何忽视这条线的人，任何企图越过这条线去榨取最后一点利润的人，都是在给我们共同的敌人递刀子，都是在挖掘我们所有人坟墓的第一铲土！”
会议室里落针可闻。赫斯特脸上的愤怒已经变成了深思后的凝重，老巴顿眼中的不满被一种后知后觉的惊惧取代，修斯则缓缓点头，眼中闪烁着对特纳这番宏大而冷酷论述的认同与警惕。其他委员们也神色各异，但无一例外，都深刻理解了“爱丽丝线”背后那远超经济范畴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战略意义。
“所以，我提议，”特纳抓住时机，声音沉稳有力，提出了具体的行动方向，“在我们西部各州，在我们的势力范围内，率先尝试建立一些保护性的缓冲机制。目标不是让穷人变富，而是确保那些仍在工作、仍在创造价值的家庭，不至于因为一次意外就被轻易地‘斩杀’，跌入无法挽回的深渊，成为我们体系的破坏者和敌人的帮手。”
他具体列举：
“比如，与我们关系密切的银行，可以对有稳定工作记录、但收入接近‘爱丽丝线’的家庭，提供更低利率的紧急小额贷款，或者设立特殊的最低还款额协议，允许他们在困难时期只偿还利息或极低本金，延长还款周期。大多数普通家庭，工资只够覆盖每月基本开销，没有存款。一次医疗费，一次汽车大修，就可能让他们被迫去借高利贷，或者断供，最终家庭崩溃。我们提供一条相对温和的‘安全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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