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邑的“行在”朝廷，如同一潭被投入巨石的死水，表面因吕布的强势介入而暂时维持着平静，水面之下却是暗流汹涌，各方势力都在重新审视、调整着自己的位置和策略。
吕布获授“安邑防务”之权，虽非正式官职，却意味着他拥有了在安邑地区调动兵马、布置哨卡、乃至一定程度节制其他军队的名义。这道出自少年天子之口、经董承极力促成、并由吕布毫不客气接下的指令，像一把钥匙，开启了对安邑地区军事力量重新洗牌的过程。
吕布的动作迅疾而高效。他并未急于将自己的势力直接插入城内——那过于赤裸，容易激起公卿的剧烈反弹。而是首先从外围着手。
并州狼骑的精锐斥候被大量派出，如同撒出去的一张无形大网，严密监控着安邑通往各方的道路、渡口以及城外白波军、杨奉部、张杨部等各支军队的营寨动向。新的哨卡被设立在关键位置，所有过往人员车马，皆需接受盘查。
高顺率领的陷阵营一部，则开始有选择地“协助”加固安邑那低矮破旧的城防，实际上则逐步接管了四门及关键节点的防务。过程看似温和，以“奉旨协防、确保圣驾万全”为名，原有守军在这些装备精良、沉默肃杀的精锐面前，几乎兴不起任何反抗的念头，只能眼睁睁看着指挥权悄然易手。
与此同时，吕布以“统筹防务、便于沟通”为由，向尚书台提出，希望派遣几名“熟知兵事、精于筹算”的僚属进入尚书台协助处理相关文书。名义上是“协助”，实则为渗透和监控这个朝廷的核心决策机构。
此举如同在滚沸的油锅里滴入冷水，瞬间在公卿中炸开了锅。
尚书台，自汉武帝以来便是朝廷政务中枢，虽经演变，其地位依旧举足轻重。在此颠沛流离之际，它更是维系着这个流亡朝廷最后一丝体面和运作能力的象征。吕布一个外镇武将，竟欲将手伸入此地，在杨彪、赵温等老臣看来，简直是跋扈至极，比之董卓亦不遑多让！
“岂有此理！尚书台乃国家机要之地，岂是外将属吏所能置喙？吕布此举，包藏祸心！”太尉杨彪在私下议事时，气得胡须直抖，对司徒赵温、司空张喜等重臣愤然道。
司空张喜亦是忧心忡忡：“杨公所言极是。吕布初来便诛李乐，看似忠勇，实则立威。如今又欲染指尚书台，其心叵测！若开此先例，日后这朝廷，岂不成了他吕布的幕府？”
就连原本试图拉拢吕布的董承，此刻也有些犹豫和不安。他想要的是吕布的兵力作为后盾，而不是让吕布直接插手核心政务，威胁到他自身可能获得的权力。但他又不敢直接驳斥吕布，只得在其中和稀泥：“这个……奉先或许也是出于公心，毕竟防务事大，需与中枢及时沟通……然其方式，确有欠妥之处。不若由承去与他分说，另寻他法？”
然而，吕布方面的态度却异常坚决。陈宫亲自出面，与留守的钟繇一同，与杨彪等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庭辩。
陈宫引经据典，言辞犀利：“诸位明公！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法！如今天子蒙尘，安邑孤悬，外有群狼环伺，内无积粟之备！吕将军受陛下重托，总揽防务，责任重大！若对周边军情变动、粮草调配、乃至城内布防一无所知，如何能确保圣驾安泰？遣员入尚书台，非为干政，实为应急联络，确保军情畅通，以免贻误战机！若因循守旧，固守成例，致使防务有失，惊扰圣驾，试问诸位明公，谁人能担此干系？！”
他巧妙地将“插手政务”偷换概念为“确保军情畅通”，并将“惊扰圣驾”的巨大责任压在了反对者头上。
钟繇则从实务角度，语气相对缓和地补充：“诸公，宫台之言虽直，却也在理。如今各军报文书杂乱，确需专人梳理，方能协助吕将军有效布防。所遣之人，只处理明确与防务相关之事，绝不涉足其他机要。此举实为权宜之计，待局势稍定，迁返旧都，自当恢复旧制。”
杨彪等人虽知这是狡辩，但陈宫扣下来的“惊扰圣驾”的大帽子实在沉重，且吕布的军队确实牢牢掌控着安邑内外的实际武力。激烈的争论持续了整整一日，最终，在吕布毫不退让的强势态度和现实的军事压力下，公卿们不得不做出妥协。
吕布成功地将陈宫与钟繇二人，“推荐”进入了尚书台，名义上“协理防务相关文书事宜”。陈宫机变百出，精通谋略，钟繇则熟悉政务，书法精妙，深得一些老臣好感。二人一刚一柔，配合默契，很快便在尚书台站稳了脚跟，开始逐步获取信息，施加影响。
但这远非终点。几日后的又一次朝会上，吕布再次上表，以“河内、河东毗邻并州，粮草转运、兵员调派皆需统筹”为由，提请正式任命陈宫为“司隶校尉”，总揽三河军政，以更好地“保障行在供给，屏藩帝室”。
此议一出，再次引发轩然大波。司隶校尉职权极重，监察百官，统领京畿军政。吕布此举，无异于要求朝廷正式承认他对河内、河东乃至未来洛阳地区的合法统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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