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邑的“行在”朝廷,如同一潭被投入巨石的死水,表面因吕布的强势介入而暂时维持着平静,水面之下却是暗流汹涌,各方势力都在重新审视、调整着自己的位置和策略。
吕布获授“安邑防务”之权,虽非正式官职,却意味着他拥有了在安邑地区调动兵马、布置哨卡、乃至一定程度节制其他军队的名义。这道出自少年天子之口、经董承极力促成、并由吕布毫不客气接下的指令,像一把钥匙,开启了对安邑地区军事力量重新洗牌的过程。
吕布的动作迅疾而高效。他并未急于将自己的势力直接插入城内——那过于赤裸,容易激起公卿的剧烈反弹。而是首先从外围着手。
并州狼骑的精锐斥候被大量派出,如同撒出去的一张无形大网,严密监控着安邑通往各方的道路、渡口以及城外白波军、杨奉部、张杨部等各支军队的营寨动向。新的哨卡被设立在关键位置,所有过往人员车马,皆需接受盘查。
高顺率领的陷阵营一部,则开始有选择地“协助”加固安邑那低矮破旧的城防,实际上则逐步接管了四门及关键节点的防务。过程看似温和,以“奉旨协防、确保圣驾万全”为名,原有守军在这些装备精良、沉默肃杀的精锐面前,几乎兴不起任何反抗的念头,只能眼睁睁看着指挥权悄然易手。
与此同时,吕布以“统筹防务、便于沟通”为由,向尚书台提出,希望派遣几名“熟知兵事、精于筹算”的僚属进入尚书台协助处理相关文书。名义上是“协助”,实则为渗透和监控这个朝廷的核心决策机构。
此举如同在滚沸的油锅里滴入冷水,瞬间在公卿中炸开了锅。
尚书台,自汉武帝以来便是朝廷政务中枢,虽经演变,其地位依旧举足轻重。在此颠沛流离之际,它更是维系着这个流亡朝廷最后一丝体面和运作能力的象征。吕布一个外镇武将,竟欲将手伸入此地,在杨彪、赵温等老臣看来,简直是跋扈至极,比之董卓亦不遑多让!
“岂有此理!尚书台乃国家机要之地,岂是外将属吏所能置喙?吕布此举,包藏祸心!”太尉杨彪在私下议事时,气得胡须直抖,对司徒赵温、司空张喜等重臣愤然道。
司空张喜亦是忧心忡忡:“杨公所言极是。吕布初来便诛李乐,看似忠勇,实则立威。如今又欲染指尚书台,其心叵测!若开此先例,日后这朝廷,岂不成了他吕布的幕府?”
就连原本试图拉拢吕布的董承,此刻也有些犹豫和不安。他想要的是吕布的兵力作为后盾,而不是让吕布直接插手核心政务,威胁到他自身可能获得的权力。但他又不敢直接驳斥吕布,只得在其中和稀泥:“这个……奉先或许也是出于公心,毕竟防务事大,需与中枢及时沟通……然其方式,确有欠妥之处。不若由承去与他分说,另寻他法?”
然而,吕布方面的态度却异常坚决。陈宫亲自出面,与留守的钟繇一同,与杨彪等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庭辩。
陈宫引经据典,言辞犀利:“诸位明公!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法!如今天子蒙尘,安邑孤悬,外有群狼环伺,内无积粟之备!吕将军受陛下重托,总揽防务,责任重大!若对周边军情变动、粮草调配、乃至城内布防一无所知,如何能确保圣驾安泰?遣员入尚书台,非为干政,实为应急联络,确保军情畅通,以免贻误战机!若因循守旧,固守成例,致使防务有失,惊扰圣驾,试问诸位明公,谁人能担此干系?!”
他巧妙地将“插手政务”偷换概念为“确保军情畅通”,并将“惊扰圣驾”的巨大责任压在了反对者头上。
钟繇则从实务角度,语气相对缓和地补充:“诸公,宫台之言虽直,却也在理。如今各军报文书杂乱,确需专人梳理,方能协助吕将军有效布防。所遣之人,只处理明确与防务相关之事,绝不涉足其他机要。此举实为权宜之计,待局势稍定,迁返旧都,自当恢复旧制。”
杨彪等人虽知这是狡辩,但陈宫扣下来的“惊扰圣驾”的大帽子实在沉重,且吕布的军队确实牢牢掌控着安邑内外的实际武力。激烈的争论持续了整整一日,最终,在吕布毫不退让的强势态度和现实的军事压力下,公卿们不得不做出妥协。
吕布成功地将陈宫与钟繇二人,“推荐”进入了尚书台,名义上“协理防务相关文书事宜”。陈宫机变百出,精通谋略,钟繇则熟悉政务,书法精妙,深得一些老臣好感。二人一刚一柔,配合默契,很快便在尚书台站稳了脚跟,开始逐步获取信息,施加影响。
但这远非终点。几日后的又一次朝会上,吕布再次上表,以“河内、河东毗邻并州,粮草转运、兵员调派皆需统筹”为由,提请正式任命陈宫为“司隶校尉”,总揽三河军政,以更好地“保障行在供给,屏藩帝室”。
此议一出,再次引发轩然大波。司隶校尉职权极重,监察百官,统领京畿军政。吕布此举,无异于要求朝廷正式承认他对河内、河东乃至未来洛阳地区的合法统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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