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一年六月初十，辽河两岸战云密布，决战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朱由检中军大营所在的西岸，人喊马嘶，却秩序井然，展现出一台精良战争机器应有的效率。
与清军隔河对峙的这段时间，明军并未虚度。来自关内、通过海运和修复的辽西走廊官道源源不断输送而来的物资，堆积如山。身着统一号褂的辎重兵和征调的民夫，如同蚁群般，将一箱箱定装弹药、成捆的箭矢、备用的铳炮零件从后方仓库运往前沿阵地。空气中弥漫着新铸钢铁和火药特有的味道。
这一切，都得益于朱由检穿越以来十年间的励精图治。
关内，经过驿站革新、改革税制、兴修水利、推广高产作物，以及扶持工商、开海贸易，大明的财政状况已非昔日捉襟见肘之态。皇家银行宝钞的使用，使得军饷和采购款能快速划拨，减少了实物运输的损耗与风险。
庞大的海运船队，不仅承担了从登莱向辽东前线转运军队的任务，更从江南、湖广乃至安南、暹罗（利用贸易优势和白银购买力）运来了海量的粮食。这些稻米、小麦被妥善储存在山海关、宁远、锦州乃至刚刚收复的广宁等地的巨型粮仓内，确保了前线数十万大军和随军民夫无饥馑之忧。反观大清，其控制区相对狭小，生产力低下，虽通过抢掠和朝鲜贡赋积累了一些粮秣，但在长期消耗下，已显捉襟见肘，皇太极甚至不得不严厉压榨辽东汉民和蒙古诸部，进一步激化了内部矛盾。
在兵器制造上，大明的优势更为明显。
遵化大型钢铁厂，利用改进的高炉和焦炭炼铁技术，日夜不停地产出优质熟铁和钢材，为兵器制造提供了坚实的原料基础。其产量和质量，远非清军依赖的传统小规模冶铁所能比拟。
西山兵器制造总局，这里汇聚了国内顶尖的工匠以及部分被高薪聘请、致力于解决技术难题的西洋（葡萄牙、荷兰等）技师。流水线式的作业模式，大大提升了效率。成千上万的“崇祯六式”燧发枪（主力装备）和更精良的“崇祯九式”燧发枪（装备精锐部队）从这里下线，经过严格检验后装备部队。统一的制式和口径，简化了后勤和训练。
登州火炮制造所，专门负责铸造各类火炮。从重量适中、射速快的佛郎机、攻戎炮，到威力巨大的“崇祯”重型前装滑膛炮，其铸造工艺（借鉴西洋技术并改良）、内膛光洁度和弹药标准化程度，均已达到时代巅峰。充足的铜铁供应和成熟的铸造工艺，使得明军炮兵在数量和火力强度上，对清军形成了压倒性优势。
相比之下，清军的火器主要依赖缴获、仿制以及少量来自葡萄牙冒险者（通过澳门间接流入）或罗刹佣兵自带的装备，制式杂乱，弹药供应不稳定，其军工体系完全无法与大明重整后的现代化（相对）生产体系抗衡。
明军选择的渡河点，并非清军重兵布防的广宁对岸或西平堡旧址，而是位于两者之间的一处相对开阔、水流较缓的河段。这里河岸平缓，利于部队展开和架设浮桥。
一连数日，明军工兵部队在夜幕和炮火掩护下，进行了紧张的侦察和准备工作。他们测量水深，探测河床土质，并秘密预制了大量的浮桥构件和渡船。
六月初十，黎明前夕。
朱由检顶盔贯甲，在曹文诏、周遇吉、卢象升等大将的簇拥下，登上了前线最高的指挥望楼。他望着东方天际那抹即将破晓的鱼肚白，以及对岸黑暗中隐约可见的清军壁垒，沉声下令：
“开始吧。”
三支红色的信号火箭尖啸着窜上夜空，划出耀眼的轨迹。
下一秒，地动山摇！
明军布置在西岸的超过两百门各型火炮，包括数十门“崇祯”重炮，同时发出了怒吼！火光映红了半边天，浓烈的硝烟如同城墙般升起。密集的弹雨带着死亡的呼啸，越过宽阔的河面，狠狠砸向对岸清军的滩头阵地、预设障碍物、以及任何怀疑有炮兵阵地的区域！
实心弹犁地般摧毁着工事，开花弹在空中和地面爆炸，四射的破片无情地收割着生命。这是金钱、钢铁和火药铸就的风暴，是大明雄厚国力的直接体现！
炮火准备持续了整整一个时辰。对岸清军阵地陷入一片火海，硝烟弥漫，几乎看不到完好的工事。
炮火开始向纵深延伸，压制可能前来增援的清军部队。
“工兵！架桥！”前线指挥官声嘶力竭地吼道。
早已待命的工兵们，喊着号子，推着满载预制构件的车辆，冲向河岸。冒着对岸零星射来的箭矢和铳弹（仍有未被完全压制的清军火力点），他们跳入齐腰深的河水中，奋力打桩、连接构件，开始架设浮桥。同时，数百艘大小渡船满载着全副武装的京营步兵，在炮火和己方轻型船只上装备的“迅雷铳”（多管火铳）掩护下，奋力向对岸划去。
对岸残存的清军从震撼中回过神来，在军官的督战下，开始向河面倾泻箭雨和铳弹。不断有明军士兵在渡河途中中箭落水，浮桥的架设也屡屡被破坏。但明军的火力优势此刻再次显现，延伸的炮火更加精准地覆盖清军暴露的火力点。明军渡船上的士兵也用燧发枪向对岸猛烈还击，火力密度远超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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