嘴上应着“好好休假”，一尘转身回工位时，指尖却像有了自己的主意，先触到了抽屉深处的公益基金会名录。那本牛皮纸封面的笔记本已经泛黄，边角卷得像朵含苞的花，里面记满了他托人打听来的联系方式，座机号旁标着“下午三点后易接通”，手机号后注着“张主任，分管儿童项目”，页边还画着小小的星星，五角星是“重点对接”，三角星是“待跟进”，密密麻麻的标记里，藏着他攒了许久的期盼。
他悄悄把诗社的活动记录从文件柜里抽出来，蓝封皮的文件夹上贴着阿雅画的桂花贴画，翻开时，纸页间飘出片干枯的桂花——是中秋诗会时夹进去的，至今还带着淡淡的香。孩子们画的“会唱歌的校车”“盲文里的太阳”画稿被细心地收进文件袋，袋口用红绳系了个蝴蝶结，那是小女孩教他的系法，说“这样里面的画就不会跑出来”。连那本带着油墨香的盲文诗集样本，也被他小心翼翼塞进帆布包，指尖划过凹凸的盲文点，像在触摸孩子们读诗时的指尖温度。拉链拉到一半，又想起什么，从笔筒旁摸出两颗润喉糖揣进兜——怕跟基金会的人聊得久了，嗓子干得发紧。
年假第一天，天还没亮透，巷口的路灯刚熄灭，最后一点光晕恋恋不舍地贴在青石板上。一尘背着包出了门，帆布包带勒在肩上，带着熟悉的沉。他没睡懒觉，甚至没来得及喝碗阿哲熬的热粥，就挤上了头班公交。车厢里空荡荡的，只有几位晨练的老人，手里拎着裹着蓝布的鸟笼，笼里的画眉偶尔“啾啾”叫两声，像在给这早行的路伴奏。车窗外的梧桐叶被风卷着飘，有的粘在玻璃上，有的打着旋儿落在路边，他却在心里反复过着要说的话，手指无意识摩挲着帆布包上的补丁——那是上次搬盲文诗集时磨破的，阿哲连夜用藏蓝色的线补的，针脚歪歪扭扭，却格外结实，像块小小的勋章。
“微光基金会”的办公楼藏在老巷深处，爬满爬山虎的墙面上，阳光透过叶隙漏下，在地上拼出细碎的光斑。办公室很安静，百叶窗滤进的晨光落在文件上，泛着淡淡的白，像蒙了层薄纱。一尘坐在长条桌前，摊开盲文诗集时，指尖还带着点紧张的颤，连呼吸都放轻了些：“找印刷店时，我们跑了五家才找到愿意调整盲文凸起度的，有两家说太麻烦，直接拒了，有三家报的价太高……”他说着，翻到诗集的扉页，那里印着孩子们的手印，红的、蓝的、黄的，像朵炸开的花，“志愿者逐页校对时，手指都磨红了，就怕一个错字，孩子摸起来分不清‘月亮’和‘太阳’，那得多失落啊。”
手心慢慢沁出了汗，把诗集的纸页濡得发皱，他却没察觉，声音里带着股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执拗：“孩子们拿到诗集那天，有个小男孩摸着封面的盲文，突然笑出声，说‘这是我的名字呀’，那声音亮得像颗小太阳……”会议室里静悄悄的，只有他的声音在流淌，像条带着温度的河。工作人员原本在低头记录的笔停了下来，目光落在那些手印上，指尖轻轻点了点桌面，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
聊到留守儿童，他的眼睛忽然亮了，像落了星光，连声音都轻快了几分：“有个孩子以前总躲在角落不说话，头埋得快碰到膝盖，现在能写出‘校车是移动的家，座位上有阳光的味道’；还有个孩子画了诗社的门，说‘这里的灯比家里亮’，其实我们的灯就是普通的节能灯，可她觉得亮，大概是因为……”他顿了顿，想起孩子们围着张老师读诗时的笑脸，“大概是因为有人听她说话吧。”
他把画稿推过去，那些歪歪扭扭的线条、涂得溢出轮廓的太阳，还有铅笔写的短句——“我的诗会飞吗？”“想让月亮读我的画”，让原本严肃的会议室里，忽然漫进了细碎的暖。穿西装的工作人员伸手拂过画稿边缘，动作轻得像怕碰醒了什么，眼神也软了下来，像被温水浸过的棉花。
接下来两天，他又跑了“星光公益”和“童心基金会”。鞋子在公交站和办公楼之间磨得发沉，脚后跟隐隐发疼，每走一步都像踩着颗小石子；说的话多了，嗓子干得像要冒火，就含颗润喉糖接着说，薄荷味在舌尖散开，却压不住喉咙里的痒。有时在公交上靠着窗户，能眯上十几分钟，梦里都是“资助金额”“印刷周期”“合作细节”的字眼，醒来时发现口水沾湿了帆布包的肩带，赶紧不好意思地擦擦；有时错过饭点，就在路边便利店买个面包，站在风里啃，秋风灌进领口，凉得人打颤，心里却揣着团火——“再跑一家，说不定就能谈成，以后盲文诗集就能长期印，孩子们就能一直有诗读了；说不定能争取到校车补贴，冬天孩子们就不用在冷风里等车了。”
第三天傍晚，夕阳把天空染成了蜜色的橘红，连云朵都裹着金边，像被谁撒了把碎金。一尘拖着疲惫的身子往诗社走，帆布包被资料撑得鼓鼓的，像装了半袋星光，勒得肩膀生疼。额头上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淌，把衬衫领口都浸得发潮，后背更是湿了一大片，贴在身上凉凉的，像敷了块湿毛巾。他刚推开诗社那扇暖黄的木门，门轴“吱呀”一声轻响，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和迎面走来的阿哲撞了个正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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