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贫积弱的病灶：失控的经济命脉
秦烈深知，大乾与西方列强的差距，归根结底是工业实力的差距；而工业实力的差距，源于资本和市场的失控。传统的经济模式，过度依赖分散的农耕和小手工业，资本流动缓慢，且被地方豪强、传统商帮和腐败官僚层层盘剥。
尤其是对外贸易，每年流失的大量白银，让国库始终处于紧张状态。外国商品凭借工业化带来的低成本优势，不断冲击着大乾的本土市场，导致大量手工业者破产，形成了恶性循环。
“大乾就好比一个身躯庞大，却患有严重贫血的巨人。”秦烈在工业银行的高级会议上对沈文卿和几位核心幕僚说道，“我们有足够的资源，但资本分散如沙、流动不畅。洋人通过贸易，每年都在抽我们的血，而我们却无力反抗。”
“如今，兵工署已立，军校已开。军队是我们的拳头，工业是我们的骨骼，而工业银行，必须成为我们的心脏和血液。”
秦烈决定，将工业银行从单纯的借贷机构，升级为中央经济规划和金融管控的核心，肩负起重塑国家经济结构的重任。
国家工业债券与资本集中
要推动大规模的工业化，首先需要巨额且集中的资金。秦烈决定利用手中现有的两大筹码——“国防与现代化基金”的八百万两白银，以及皇帝赋予的信誉，发行国家工业债券。
工业银行以国家信用为担保，发行了首批面值一千万两的工业债券，并承诺固定的高额利息，且利息以工业银行控制下的新兴工业产品（如钢铁、煤炭）的市场价为锚定。
“秦总督，如此大规模的债券发行，风险极大，一旦工业产值跟不上，恐引发金融危机。”沈文卿不无忧虑地提醒道。
秦烈却胸有成竹：“风险自然有，但我们有办法控制。第一，债券只向士绅和富商开放，不面向普通民众，以控制风险面。第二，债券的利息支付，直接挂钩京津钢铁联合厂和沪海造船厂的未来收益，让有钱人主动成为我们工业化的支持者和受益者。”
这一举措，成功地将传统上用于土地兼并、放高利贷的社会闲散资本，强行导向了国家工业项目。富商们看到了比传统生意更稳定、更丰厚的国家担保收益，纷纷将手中的白银投入到工业债券中。
短短三个月，工业债券超额完成认购，工业银行成功集中了超过一千两百万两的流动资金。这笔资金如同强大的工业血液，被迅速投入到兵工署的新式火炮生产线、沪海工业大学的扩建和新建的几座大型纺织厂中。
通商总署：建立贸易壁垒与保护主义
解决了资本问题，接下来便是市场和贸易秩序的重塑。
秦烈奏请皇帝，成立了**“大乾通商总署”**，取代了礼部和地方官府对贸易的松散管理。通商总署由秦烈兼任总督，其职责只有两个：收税，以及筛选进口。
一、高额保护性关税：
秦烈立即宣布，对所有西方国家进口的成品工业品（如棉布、成衣、普通铁器、蜡烛等）征收高达**50%**的惩罚性关税。
“这些商品，我们自己的工厂在三年内就能自产。保护我们的婴儿工业，是通商总署的首要任务！”秦烈命令道。
这一政策一出，立刻引起了英、法、美等国商人的强烈抗议，他们威胁要停止贸易，甚至要求他们的公使向大乾施压。
秦烈对此只回复了一句话：“大乾海关，只认大乾法律。若不愿遵守，请回。”
二、战略性低关税或免税进口：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通商总署对战略物资和先进技术实施了极低的关税，甚至免税。
战略物资包括：精密机床、高强度钢材的冶炼技术专利、蒸汽轮机的核心部件、以及所有与军事工业、基础科学相关的图书和仪器。
秦烈通过工业银行，向西方各国抛出橄榄枝：“我们不买你们的布匹和肥皂，我们要买你们的智慧。凡是能够带来最新技术和机床的洋商，将得到工业银行的独家合作权，并享受最低关税。”
这种“只买技术，不买产品”的贸易策略，既保护了本土工业，又确保了先进技术的快速引进，形成了工业化进程中独特的**“贸易壁垒”**。
镇压传统商帮的“金融战”
秦烈的工业化道路，最大的阻力并非来自遥远的西方，而是来自内部——那些盘踞在大乾各地的传统商帮。
这些商帮以盐商、漕运商、粮商为首，积累了数百年财富，他们垄断着大乾的内陆市场，与各地官府、甚至皇室宗亲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不屑于投资高风险、高投入的工业，而是习惯于囤积居奇、操纵价格。
当工业银行和通商总署开始集中资本、控制贸易后，这些传统商帮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在江南地区，最大的粮商会试图给秦烈一个下马威。他们联合起来，开始大规模囤积粮食，试图在春季青黄不接之时，哄抬粮价，制造恐慌，以此来证明秦烈的新政会扰乱民生、动摇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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