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委组织部的红头文件下来那天，方秉忠正在主持召开全县农村公路建设推进会。秘书轻轻推门进来，把文件放在他面前，又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
方秉忠扫了一眼文件内容，握着茶杯的手微微一顿，随即若无其事地继续讲话：“刚才说到桥梁施工质量，这个必须严格把关......”
但他的声音比刚才洪亮了几分，腰杆也挺得更直了。
下班回到家，方秉忠把文件轻轻放在饭桌上。方振富拿起文件看了看，露出笑容：“爹，恭喜。”
方菊芳正在盛饭，闻言凑过来看，也笑了：“这下爸可是名副其实的副县级了。”
：“都是组织信任。”方秉忠摆摆手，语气却很欣慰，他顿了顿，“组织上在县委大院给我分了套房子，三室一厅。”
饭桌上突然安静了。大军眨着眼睛问：“爷爷要搬走吗？”
方秉忠摸摸孙子的头：“爷爷在县里工作，想你们了就回来看看。”
搬家选在周末。新家在县委大院三号楼二层，朝阳的三个房间，带独立卫生间和厨房。方秉忠只带走了几件随身物品和满箱的工作笔记。
“这些家具都留给你们用。”他指着客厅的老式沙发，“我那边组织上都配齐了。”
方振富帮父亲整理书房时，发现老人把全家福和新拍的二军满月照都带上了，端端正正摆在书桌最显眼的位置。
“爸，要不我还是每天过来陪您住？”方振富有些不放心。
方秉忠笑了：“傻孩子，我今年才五十一，还没到要人照顾的年纪。”他望向窗外，县委大院里绿树成荫，“这里上班近，开会方便。”
临走时，方秉忠站在门口，回头深深看了一眼这个住了十多年的家。墙上的挂钟还是他当上交通局长那年买的，餐桌腿被孩子们的脚磨掉了漆，窗台上的君子兰已经开了三次花。
“好了，我走了。”他转身下楼，脚步稳健。
方振富站在窗前，看着父亲的身影穿过大院。夕阳下，方秉忠的背影像一棵挺立的白杨，每一步都踏得坚实有力。
那晚，方家饭桌上少了一副碗筷。方菊芳特意做了公公爱吃的红烧肉，却没人动筷。
“想爷爷了？”方振富给大军夹了块肉。
大军点点头：“爷爷什么时候回来？”
方振富望向窗外，他知道，父亲不是离开了这个家，而是开启了人生新的征程。那个始终以家为重的老人，终于可以心无旁骛地去追逐他的事业理想了。
周一的清晨，水泵厂仍然是机器轰鸣，生产照样一派繁忙。可这个当工人们像往常一样走进厂门时，却看见办公楼前停着两辆警车，蓝红警灯在晨雾中无声地闪烁。
就在上周，审计局进驻水泵厂进行例行审计。谁都没想到，这次审计会揭开一个触目惊心的黑洞。赵卫国担任副厂长这三年来，利用分管设备的职权，先后将厂里十二台数控机床以“报废”名义低价处理，实际却转手卖给了外地私企。更严重的是，他还虚报采购价格，从中收取回扣。初步查实，仅一批进口轴承，赵卫国就吃了二十万的回扣。最让人唏嘘的是，办案人员在赵卫国办公室搜出了一个笔记本，上面详细记录着每一笔受贿的时间、地点和金额。在最后一页上写着：
“等攒够五百万就收手。”
副厂长赵卫国被两名执法人员从办公室里带出来的时候，他身上还穿着那件笔挺的灰色西装，只是领带歪了，头发也有些凌乱。他手里紧紧攥着个公文包，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让一让，执行公务。”为首的检察官声音平静，却让围观的工人们不自觉地让出一条路。方菊芳站在财务科的窗前，默默看着这一幕。此时的赵卫红看到哥哥被渣，脸色苍白的像一张白纸。
赵卫国的事情还牵出了身为工业局副局长的赵印堂。这位老局长为了给儿子铺路，曾经多次向相关领导打招呼。虽然他没有直接参与贪污，但也面临着严重的纪律处分。宣布对赵卫国采取强制措施那天，水泵厂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赵卫国被执法人员押上了台，赵印堂也参加了并坐在台上。王厂长在台上痛心疾首看着所有人：“这是一起典型的监守自盗案件，教训深刻啊！”
台下，工人们议论纷纷：
“听说要追缴赃款，咱们厂的损失能补回来吗？”
“这种人就该重判！”
就在赵卫国被带上警车时，他突然回头看了一眼财务科的方向。赵卫红站在原地，泪水模糊了视线。方菊芳轻轻扶住她的肩膀，但是他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赵卫国被抓走不到一个星期，赵印堂又一次病倒了。不过这次他们家谁也没有再去求方振富给赵印堂治病，因为这次赵印堂的病来得相当快，快得再也不会有治疗的机会了。赵印堂的葬礼在一个阴雨绵绵的早晨举行。灵堂设在老家属院的平房里，前来吊唁的人稀稀拉拉，与赵家往日的门庭若市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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