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府，丹徒镇。
当崇祯十七年的年关临近的时候，这处位于大运河和长江交汇处的商镇，居然迎来了多年未有的繁荣气象。
这一年对大明朝，对整个华夏来说无疑是灾难性的。北京沦陷，东虏入主。好端端的大明天下已经走到南汉北虏，相互对峙的局面了。似乎东晋、南宋的偏安局面，就是大明未来最好的前途了。
凡是有识之士，谁不知道偏安不安的道理？自古偏安江左的王朝，不都是让中原王朝给推平的？而本朝太祖这个“例外”，其实是兴起于东南，而非偏安东南，性质完全不同啊！
难道数十上百年后，华夏神洲，又要迎来再一次的天倾了？
不过未来的天倾，对于活在当下的平民百姓而言，倒也没什么影响。他们只顾着眼前的柴米油盐，在这多灾多难的世道当中，将就着活下去罢了。
而对处于南迁的大明朝廷直接统治下的镇江府的升斗小民而言，一旨“免积欠、废三饷，并免征田赋五年”的令旨，让他们有了一种终于可以松口气儿的希望。
大明的正额田赋说实在的，那是一点都不重的。可是“不重”的前提，是将田赋摊在所有的农田上，大家一起负担。在天下大乱前，明朝账面上的农田有七亿多亩，实数肯定超过十亿亩！
以十亿亩田，担负两千六百万石米面，每亩不过两升米面，不过三斤半而已......税率之低，已经到了微不足道的地步。
可在明朝中后期，大部分的土地都属于士绅官僚，或者寄在士绅官僚名下，是不需要纳税的。可是朝廷再怎么减省，一年总得有一两千万的收入啊！
所以地方官府也不能完全不收税，可他们又不能向士绅收税。因此就只能向少数还拥有土地的小农和实际上已经没有土地，但名义上还拥有土地的佃农收税了！
另外，收税这事儿也是有成本的！得让贪官污吏去收啊，他们得从中贪墨啊......朝廷得一两，下面的人怎么都得贪上二两吧？
所以一两千万的田赋和加派（实际到手也就这点），到了基层就变成了五六千万！
而且明朝从张居正改革开始，就提高了“征银”的比例，在江南这里，除了漕米部分，其余都折色征银。而这个过程，又让垄断乡里的士绅有了买卖获利的机会——如果大明朝能有一个正常的商业环境，倒也没有什么。江南这边米价高昂，白银又多。折色征银应该是利民惠民之政。
可问题是，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士绅的免税特权就扩大到了商业活动上面。他们不仅免纳田赋，而且还可以通过偷逃商税获取暴利。
而在这种情况下，乡村的商业活动就很容易被士绅垄断——没有他们的同意，外来的商人没有他们的允许，根本下不了乡。垄断，肯定是没好事儿的。所以压在农民肩膀上的负担，又一次加了码！
而在历来“重税”的江南，名义上每亩不过三斗多一点的田赋，在几次加码后，落到普通的小农肩膀上时，早就超过一石了！
对于那些实际上已经没有土地，却还担着名义的贫农而言，税赋的压力就更大了。也正因为如此，李自成喊出的“三年不征”口号，才会拥有如此巨大的煽动性。
而朱慈烺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在崇祯十七年十二月初的时候，向南直隶、江西、浙江等朝廷直辖地区发布令旨，宣布了“五年不征”，比李自成的“三年不征”还多两年，同时还免了以往多年的积欠，而且还取消了所有的加派加征。
令旨一出，顿时就是万民欢呼！
抚军太子殿下果然是爱民如子，一定是太祖高皇帝在世啊！
因为税收负担大为减轻，丹徒镇周围的农人也稍许有了一点购买力，可以在这个年关将至的时候，到平日里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丹徒镇上走走看看，买几样年货，添几件衣裳，看几台免费的大戏——免费的大戏，当然不是什么贺岁剧，而是由大元帅府宣教司出资赞助的抗清戏了。
就在丹徒镇上一处显得有点残破的戏园子里面，这个时候正在开演《大沽口太子显神威》，台上一个金盔金甲的“太子小生”，正手持一把青龙偃月刀和一个画了花脸，使两只大锤的番将你来我往，打得那叫一个热闹啊，而且还锣声、鼓声在那里伴奏！
台上热闹，台下也热闹。在最靠近舞台的地方，一张四方桌子旁坐着一个娉娉婷婷的翠衣少女，这少女相约莫十五六岁年纪，眉目如画，相貌清秀，有种江南越女的水灵剔透。看她的穿着打扮，当是个大家闺秀，从头到脚的行头，无一不是精品，也不知道是哪家的大小姐出门溜达了。可是偏偏三五个黑漆漆的彪形大汉，抱着胳膊站立在周围，人人都板着面孔，腰带上还插着火铳，挂着腰刀！唬得一块儿来看白戏的乡民都闪得远远的。
在这少女身边还有个儒生打扮的小孩子，十岁出头，分明是天真烂漫的年纪，却好似个小大人，摇着小脑袋，一脸的不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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