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在忙碌与压抑中悄然滑过，窗外的榆钱儿由嫩绿转为浅黄，又被初夏的风吹得零星飘落。
柳映雪如同上了弦的发条，在妇救会、李家、田间地头之间奔波，将“柳主任”的角色扮演得无可挑剔。
她处理事务愈发干练，与人交往愈发沉稳，只有夜深人静时，抚摸着那块冰冷的、来自李建业旧军装的布条，眼底才会掠过一丝属于她自己的、淬火般的寒光。
然而，等待是煎熬的，尤其是明知仇人就在某个地方，却无法触及，甚至连确切的消息都难以获取。
妇救会的工作虽然能接触到更多信息，但关于独立团，关于李建业的具体情况，依旧如同雾里看花，得到的都是些零碎、滞后且无法验证的传闻。
她知道，必须找到一个更直接、更可靠的渠道。而目前看来，唯一可能帮她，且有能力帮她的人，只有顾长风。
这个决定并非轻易做出。她反复权衡利弊。主动求助，意味着要将自己最“脆弱”（虽然是伪装）的一面暴露在对方面前，可能会引起更多的探究，甚至风险。但若不主动，仅靠被动等待和零星打听，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拿到确凿证据。顾长风地位特殊，通过军队内部系统核实一个军官的情况，比他容易得多。而且，他之前流露出的那一丝欣赏和善意，或许可以尝试利用。
她需要一个恰当的时机，一个能自然引出话题，又不显得过于刻意和唐突的场景。
机会在一个闷热的午后降临。柳映雪代表村里，去区武装部送一份关于民兵训练与支前运输队协同配合的建议材料。她知道，这类涉及军事协调的文件，很可能会送到顾长风那里审阅。
果然，在武装部那间略显简陋、墙上挂着巨大作战地图的办公室里，她见到了正俯身在地图上标注着什么的顾长风。他眉头微锁，神情专注，阳光透过木格窗棂，在他棱角分明的侧脸上投下明暗交错的光影。
“报告。”柳映雪站在门口，声音清晰。
顾长风抬起头，见是她，目光里的锐利收敛了些，点了点头：“柳主任，进来吧。”
柳映雪走上前，将材料双手递上：“顾团长，这是我们村关于民兵和运输队协同的一点想法，请您过目。”
顾长风接过材料，并没有立刻翻看，而是指了指旁边的长条木凳：“坐。”他自己也拉过一把椅子坐下，随手翻看着材料。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纸张翻动的沙沙声，以及窗外知了不知疲倦的鸣叫。柳映雪依言坐下，双手规矩地放在膝上，眼观鼻，鼻观心，心里却在飞速盘算着如何开口。
顾长风看材料的速度很快，目光扫过几页后，抬起头，眼中带着一丝赞许：“思路很清晰，考虑得也周到。特别是利用熟悉地形的民兵为运输队担任向导和警戒这一段，很有实战价值。你们村的工作，做得很扎实。”
“谢谢顾团长肯定。”柳映雪微微欠身，脸上并没有太多喜色，反而在抬眼的瞬间，眼底流露出一丝难以掩饰的、混合着疲惫与忧虑的神色。她轻轻吸了一口气，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声音比刚才低沉了些，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顾团长，有件事……我……我不知道该不该说，也不知道该找谁说……”她停顿了一下，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将一个内心挣扎、无助彷徨的年轻妻子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
顾长风看着她，没有催促，只是目光沉静地等待着。他能感觉到，眼前这个一向表现得异常坚韧冷静的年轻女子，此刻正试图卸下某种沉重的负担。
柳映雪垂下眼睑，长长的睫毛在眼下投下一小片阴影，声音更轻了，却字字清晰：“是关于……关于我丈夫，李建业。”
顾长风目光微凝，没有打断她。
“他……他是民国三十五年春，跟着队伍走的，说是去了独立团。”柳映雪的声音带着回忆的飘忽和苦涩，“走的时候，说是等胜利了就回来。可这都一年多了……音讯全无。一开始，公婆还说可能部队转移快，信寄不到。后来……后来就干脆不提了。我去打听过，说法都不一样，有的说独立团伤亡大，有的又说他们调防了……我……我心里实在是……”
她的声音哽咽了一下，抬起头，眼眶已然泛红，里面水光氤氲，却倔强地没有让泪水掉下来。那眼神里，充满了对生死未卜的恐惧，对漫长等待的煎熬，以及一丝被刻意压抑的、近乎绝望的期盼。
“我不怕等他，也不怕苦。”她看着顾长风，语气带着一种令人心碎的诚恳，“我就是想知道个准信儿。知道他是不是还……还活着？到底在哪儿？哪怕……哪怕他真的……我也好死了这条心，替他照顾好爹娘，也算全了这场夫妻情分……总好过现在这样，天天悬着心，像个没脚蟹似的，不知道往哪儿去寻……”
她这番“坦言”，半真半假。真的是那份等待的煎熬和对其相知的渴望（尽管渴望的动机是复仇）；假的，是她对李建业可能“牺牲”的“担忧”，以及那所谓的“夫妻情分”。她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被丈夫“遗忘”、被命运捉弄、却依旧坚守责任的可怜军属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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