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八年的冬天,似乎格外的漫长,也格外的躁动。柳家沟蜷缩在鲁中南一片灰黄的山坳里,寒风刮过光秃秃的枝桠,发出尖利的呼啸,卷起地上的冻土和残雪,扑打着家家户户紧闭的门窗。
然而,这物理上的严寒,却丝毫压不住人心底下那股越来越汹涌、越来越灼热的气流。那是一种混合了期盼、焦虑、揣测,以及某种隐约预感到天地即将翻覆的紧张。
消息不再是零星的、需要费力拼凑的碎片。它们像是解冻的冰河,带着不可阻挡的气势,从各种渠道涌来。
有时是路过休整的部队,穿着浆洗得发白的黄军装,脸上带着长途跋涉的疲惫,眼睛里却燃着灼亮的光,他们说起淮海平原上那场决定命运的大决战,说起成建制被歼灭的敌军,说起缴获的山一样堆积的武器。
有时是区上来的干部,在村头的打谷场上召开群众大会,声音洪亮地宣讲着即将到来的新社会,宣讲着土地改革,宣讲着“解放全中国”。
有时,仅仅是往来于城乡之间的小贩,或者从更北方探亲回来的村民,带回来的街头巷尾的传闻,都无一例外地指向同一个方向——天,真的要变了。
柳映雪走在村里冻得硬邦邦的土路上,能清晰地感受到这种无处不在的微妙变化。
以往见了面只会点头哈腰、目光躲闪的穷苦乡亲,如今腰杆似乎挺直了些,打招呼的声音也响亮了些。
而那些往日里在村里有些头脸、与旧乡保体系沾亲带故的人家,则或多或少透出一种惶惶不安的气息,连走路都似乎贴着墙根。
她的公婆,李守财和张氏,就是这后一类人中最典型的代表。
家里的气氛,压抑得如同暴风雨前的闷雷天。
李守财几乎整日蜷缩在堂屋的灶膛前,那根旱烟袋几乎长在了手上,明明灭灭的火光,映着他沟壑纵横、日渐憔悴的脸。
他很少说话,偶尔开口,声音也是干涩沙哑的。张氏则像一只受了惊的老鼠,任何一点突如其来的声响都能让她浑身一颤。
她手里总是拿着点活计,不是纳鞋底就是缝补衣服,但那针脚明显乱了,心思全然不在手上。
他们的目光,总会不由自主地瞟向柳映雪,带着一种复杂的、难以言喻的情绪——有审视,有惊疑,有日渐加深的恐惧,还有一丝濒临绝望的、试图维持最后掌控的凶狠。
柳映雪冷眼看着这一切,心中如同浸在冰水里的石头,又冷又硬。她知道他们在怕什么。
李建业,他们那个引以为傲、指望养老送终的儿子,他们以为他是国民党军官,实际上是解放军军官。李建业担心国民党知道,从来没有告诉过父母。但是村长是知道的。以前,这是他们在村里可以隐隐高人一等的资本(至少他们自己这么认为),是那锁在旧箱子里不时增加的汇款单的来源。
可现在,这成了悬在他们头顶、随时可能斩落的利剑。外面的风声一阵紧过一阵,解放军的胜利一个接一个,他们比谁都清楚,他们儿子所在的那个阵营,正在土崩瓦解。那棵他们紧紧抱着的大树,不仅靠不住,反而可能将他们一同压垮、砸碎。
但实际上,他们不知道的是,李建业也从来没有说过,他一直参加的是共产党的部队。因为他知道父母贪生怕死、胆小如鼠,所以从未告诉过他们。
李家父母目光短浅,也不喜与外人接触。他们不知道的是,柳映雪能去妇救会工作,就是因为她是军属。更不知道,柳映雪现在的身份也是因为是军属,才能提干。
柳映雪比以往更加积极。她组织妇女学习新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精神,讨论妇女在新社会应有的地位和权利。她在会上发言时,语气平稳,条理清晰,但每一句话,都像无形的鞭子,抽打在角落里日渐沉默的公婆心上。
“咱们妇女,以前是锅台转,是生育的机器,是男人的附属品。但新社会不兴这一套了!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咱们闹革命,就是要打破这些封建枷锁!”她的声音在祠堂改建的会场里回荡,下面的妇女们,尤其是那些受过她帮助的,如孙巧妹、赵小娥等人,眼睛亮晶晶的,听得格外专注。
“往后,土地要归咱们农民自己所有,男女要平等,婚姻要自由!谁也不能再随便欺负咱们妇女!”她的话,引起一阵低低的、兴奋的议论。
李守财和高氏偶尔也会被要求来参加这类会议,他们缩在人群最后面,脸色灰败。高氏的手死死攥着衣角,李守财则低垂着头,恨不得把整个人都埋进阴影里。柳映雪目光扫过他们时,没有任何停顿,仿佛他们只是两件无关紧要的旧家具。但这种无视,比直接的斥责更让他们难堪和恐惧。
一天傍晚,柳映雪从妇救会回来,刚推开院门,就听见堂屋里传来压低的、激烈的争吵声。
“……早就让你别那么贪心!现在好了……怎么办?你说怎么办?”是高氏带着哭腔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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