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露水尚未散去，区人民民主政府那新挂上的木牌在朝阳下泛着湿润的光泽。柳映雪站在略显简陋的政府大院门口，深吸了一口气，将怀中那个用蓝布包裹得整整齐齐的诉状又抱紧了些。
院子里已有工作人员在忙碌，扫地的、搬桌椅的、拿着文件匆匆走过的，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建设新社会的蓬勃朝气。柳映雪的出现在这里显得有些突兀——一个面容清癯、衣着朴素的年轻妇女，眼神却沉静坚定得不像这个年纪该有的样子。
“同志，您有什么事吗？”一个扎着两条麻花辫、约莫十七八岁的女干事迎上来，语气热情。
“我叫柳映雪，是柳家沟村妇救会的。我来递交诉状。”柳映雪的声音不高，却清晰稳定。
女干事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哦！是反映情况是吧？来，跟我到这边来，妇联和司法科暂时合用这边一个办公室。”
柳映雪被引到一间朝阳的屋子里，里面陈设简单，只有几张旧桌椅，但收拾得干干净净。接待她的是区妇联主任张蕙兰和一位姓陈的司法干事。张主任约莫四十岁年纪，齐耳短发，眼神温和而锐利；陈干事则是个表情严肃的年轻人，面前摊开着记录本。
“柳映雪同志，坐下慢慢说。”张主任倒了碗热水推到柳映雪面前，“你说要递交诉状？”
“是。”柳映雪没有坐下，而是郑重地将那个蓝布包裹放在桌上，一层层打开，露出里面厚厚一叠材料。最上面，是那份用工整钢笔字书写的诉状。
陈干事接过诉状，和张主任一起看了起来。屋子里只剩下纸张翻动的沙沙声。
“具状人：柳映雪，女，二十三岁，柳家沟村妇救会会长。
为控告白鹿区柳家沟村村民李守财、高氏及其子李建业合伙骗婚、欺诈、虐待，并控李建业道德败坏、重婚遗弃一事，恳请人民政府为民做主，依法裁决，维护军属合法权益与新婚姻法尊严。”
开篇第一句，柳映雪就巧妙地定下了基调——她控诉的核心是“骗婚”、“欺诈”和“虐待”，将李建业个人的“重婚”行为置于其家庭整体欺诈的背景之下。她没有直接抨击李建革命军人的身份，而是将矛头指向其个人道德及其家庭的封建恶行。
诉状正文条理清晰，层次分明：
首先，她陈述了民国三十三年由父母包办与李建业成婚的事实，强调婚前对李建业其人性情、志向一无所知，点出这段婚姻的封建包办本质。
接着，她详述了李建业于民国三十五年春以“军令在身”为由离家，此后音讯渐疏。她特别强调，在此期间，她恪尽妇道，辛勤劳作，侍奉公婆，并积极投身村中支前工作，被评为支前模范。“映雪虽为旧式婚姻所缚，然深知国家民族大义，从未拖累丈夫后腿，反以能为革命略尽绵薄为荣。”——这段话，既表明了她的觉悟，也撇清了她可能被指责“不顾大局”的嫌疑。
然后，笔锋一转，她开始揭露真相：
“然，映雪之忠贞换来的却是长达三年之欺瞒与虐待。”她写道，公婆李守财、高氏明知其子李建业离家后，已凭借手段与某首长女儿建立关系并于部队另娶（附证据一），却为持续获取李建业汇款（附证据二：汇单存根数张），并免费获得劳动力伺候终老，竟合谋对映雪隐瞒真相。不仅隐瞒，更屡次编造“建业处境危险不宜联系”、“部队纪律严明”等谎言（附证人证言一：孙巧妹等三人），阻挠映雪打听丈夫真实情况。
诉状中，柳映雪用冷静克制的笔触，列举了李守财、高氏在经济上克扣其劳动所得、在精神上以“无所出”、“克夫”等言语进行羞辱、在生活中强迫其承担远超常人的劳役等具体事例（附证人证言二：赵小娥等四人）。她特别指出，李建业汇回的款项，李守财、高氏从未用于家庭正当开支或改善她的生活，反而偷偷藏匿，用于放贷生息（附证据三：知情乡邻间接证言）。
“李守财、高氏之行径，非但违背人情伦常，更是对‘军属’这一光荣身份的玷污与虐待！彼等享受着军属带来的些许虚名与便利，背地里却行此欺诈压迫之事，实乃对新政权、对人民军队声誉的破坏！”这几句话，柳映雪写得极重，直接将李家的个人行为拔高到了破坏革命声誉的层面。
最后，她才指向李建业：“至于李建业，身披革命军人戎装，本应恪守纪律，品德高尚，却行此停妻再娶、隐瞒欺骗之事。其对父母合谋欺诈发妻之行径，或知情默许，或疏于管教，纵容父母虐待军属，是为不仁；对结发之妻，三年不闻不问，意图始乱终弃，是为不义。此等不仁不义、道德败坏之徒，虽身在革命队伍，实与旧社会纨绔恶习无异！恳请组织明察，对其严加处分，以正视听！”
在整个诉状中，柳映雪始终把握着一个微妙的平衡：她控诉的是李建业个人的道德问题及其家庭的封建欺诈行为，而非否定其革命军人的身份，甚至多次强调要“维护军属权益”、“维护军队声誉”，将李家的丑行与革命队伍整体切割开来。这既符合新政权稳定大局的需要，也更能引起干部们的同情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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