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川在第七次被工头骂“手脚不利索”的时候,把手里的扳手往水泥地上狠狠一砸。铁制的工具与地面碰撞发出刺耳的声响,惊飞了工棚屋檐下两只正在啄食面包屑的麻雀。三月的青岛还裹着一层湿冷,海风从工地临时搭建的铁皮围墙缝隙里钻进来,灌进他单薄的工装外套,像无数根细针,扎得胳膊上的旧伤疤隐隐作痛。
他蹲在地上,盯着水泥缝里顽强冒头的野草发呆。手机在裤兜里震动起来,屏幕亮起时,“云飞”两个字跳得刺眼。这个名字像一把生锈的钥匙,轻轻一拧,就打开了他藏在心底最深处的那个铁盒子——里面装着高中校园里的香樟树、粉笔灰味道的教室,还有永远晒着太阳的篮球场。
徐川和云飞是在高一开学第一天认识的。那时他刚从乡下转来县城高中,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背着母亲连夜缝补好的帆布书包,站在教室门口手足无措。班主任把他领到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同桌就是云飞。男孩冲他咧嘴一笑,露出两颗小虎牙,把手里的半块橡皮擦推过来:“我叫云飞,以后咱就是同桌了,有事儿找我。”
那时候的云飞是班里的“风云人物”,成绩好,篮球打得棒,身边总围着一群同学。而徐川沉默寡言,除了埋头做题,就是坐在窗边看操场。是云飞拉着他加入篮球队,教他三步上篮;是云飞在他被嘲笑“乡巴佬”时,把他护在身后,跟人吵得面红耳赤;也是云飞,在每个周末的下午,拉着他去校外的网吧,两人挤在一台电脑前,玩一下午《英雄联盟》,再啃着五毛钱的冰棍儿走回学校。
高二上学期,徐川的父亲在工地摔断了腿。那天他正在上课,班主任突然把他叫到办公室,说家里来电话,让他赶紧回去。他攥着电话筒,听着母亲在那头泣不成声的声音,手指关节捏得发白。回到教室时,云飞看出了他的不对劲,追着他问了一路。徐川蹲在教学楼后的梧桐树下,第一次在别人面前哭了,把家里的事儿一股脑儿全说了。
“没事,”云飞拍着他的背,声音带着少年人的笃定,“我这儿还有攒的零花钱,先给你应急。实在不行,我再跟我爸妈说,他们肯定愿意帮你。”那天下午,云飞把自己攒了半年的两百多块钱塞给了徐川,还把新买的运动鞋也脱下来给他:“你家那边路不好走,这鞋防滑。”
可那点钱对于巨额的医药费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父亲躺在医院里,每天的住院费像一座大山,压得整个家喘不过气。母亲每天打三份工,眼睛熬得通红,头发也白了大半。徐川看着母亲日渐消瘦的脸,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他知道,自己不能再在学校待下去了。
退学的决定,他是在一个周五的晚上告诉云飞的。两人坐在操场的看台上,月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徐川低着头,声音沙哑:“云飞,我下周不来上学了,我得去打工,给我爸治病。”
云飞愣了半天,才抓住他的胳膊:“你疯了?还有一年就高考了,咱们说好要一起考去青岛的!你再等等,我再想想办法……”
“没用的,”徐川摇摇头,眼泪砸在冰冷的台阶上,“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我不能再让我妈这么累了。青岛我就不去了,你好好考,以后替我看看那儿的海。”
那天晚上,他们没有像往常一样打闹,只是沉默地坐着,直到宿舍楼的灯全部熄灭。第二天,云飞没来上学。徐川以为他生气了,心里又酸又涩。直到下午,云飞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书包跑来找他,把里面的东西一股脑儿倒出来——全是他的课本和笔记。
“这些你都带上,”云飞的眼睛红红的,“就算去打工,也别把书扔了。以后要是想回来上学,随时找我,我帮你补。”他还把一枚篮球形状的钥匙扣塞给徐川:“这是我攒钱买的,你带着,就当是咱们还一起打篮球。”
徐川攥着那枚钥匙扣,指尖传来冰凉的触感,却烫得他心口发疼。他不敢再看云飞的眼睛,怕自己会后悔。第二天一早,他没跟任何人告别,就跟着同村的人踏上了去青岛的火车。火车开动时,他趴在窗户上,看着越来越小的县城,眼泪止不住地流。他不知道,那天云飞在火车站找了他整整一天,手里还攥着两张去青岛的旅游宣传单——那是他打算暑假带徐川去看海的计划。
刚到青岛的时候,徐川跟着老乡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干活。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扛钢筋、搬水泥,晚上累得倒头就睡。工棚里又冷又潮,冬天的时候,被子上都能结一层霜。他把云飞给的课本藏在枕头底下,偶尔在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拿出来翻两页,看着上面熟悉的字迹,心里就会好受一点。
有一次,工地加班到深夜,他累得坐在地上不想动。工头走过来,踹了他一脚:“年纪轻轻的,怎么这么懒?不想干就滚蛋!”徐川盯着工头的皮鞋,突然想起高中时,云飞为了帮他出头,跟隔壁班的混混打架,也是这样不服输的眼神。他爬起来,捡起地上的工具,继续干活。那晚回到工棚,他把那枚篮球钥匙扣拿出来,放在台灯下看了很久,眼泪无声地落在钥匙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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