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七年正月的北京城，寒风卷着雪粒拍打在午门的朱红大门上，文华殿内却弥漫着比风雪更凝重的气氛。万历皇帝朱翊钧罕见地亲临朝堂，面前的御案上摊着辽东地图与兵力统计表 —— 自去年七月清河失守后，后金已占据抚顺、清河两大重镇，兵锋直指辽阳，若再不采取行动，辽东恐将彻底失陷。
“杨镐无能，已被下狱，可辽东不能没人管！” 万历皇帝的声音带着压抑的怒火，扫过阶下的文武大臣，“如今后金气焰嚣张，谁愿领兵出征，收复辽东，剿灭努尔哈赤？”
朝堂上一片寂静。杨镐的前车之鉴摆在眼前，没人愿意接手这个 “烂摊子”—— 辽东兵力匮乏、粮草短缺，后金八旗军战力又强，稍有不慎，便是身败名裂的下场。就在万历皇帝即将发怒时，兵部左侍郎兼佥都御史杨镐突然出列，跪地请命：“臣愿往！臣虽此前有过，却熟悉辽东军务，若陛下信任，臣定能剿灭后金，收复失地！”
杨镐此时刚从牢狱中放出 —— 万历皇帝虽怒其丧师失地，却也知道朝中无人更懂辽东，只能暂且起用他，任命其为 “辽东经略，总领辽东军务”，并下旨 “全国调兵，务必凑齐十万大军，支援辽东”。
可调兵的过程，远比想象中艰难。明朝此时的兵力，大多集中在关内镇压农民起义：陕西总兵杜松麾下的三千精锐，需平定陕西流民之乱，迟迟无法启程；山西总兵李如柏（李成梁之子）的五千骑兵，因山西旱灾缺粮，士兵们连马匹都喂不饱；浙江总兵刘綎的 “戚家军” 后裔部队，虽骁勇善战，却远在江南，赶到辽东至少需要三个月。
为了凑齐兵力，万历皇帝不得不下令 “加征辽饷”—— 每亩地额外征收三厘银子，可这笔钱经过层层克扣，真正用到军队身上的不足三成。直到万历四十七年正月，明朝才勉强集结了十一万兵力（其中包括两万朝鲜援军与一万蒙古雇佣兵），且士兵多是临时拼凑的老弱，装备也参差不齐：有的士兵只有一把生锈的刀，有的甚至连铠甲都没有，只能穿着布衣上阵。
兵力勉强凑齐后，杨镐在辽阳召开军事会议，与各位总兵商议进攻计划。他指着辽东地图，对杜松、李如柏、刘綎、马林四位总兵说：“后金主力集中在赫图阿拉与抚顺之间，咱们分四路出兵，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夹击，定能让努尔哈赤首尾不能相顾！”
具体计划如下：
西路军：由陕西总兵杜松率领，共三万兵力（含一万蒙古雇佣兵），从抚顺出发，沿浑河河谷北上，直捣后金腹地赫图阿拉，是四路大军中的 “主力先锋”；
北路军：由开原总兵马林率领，共两万五千兵力，从开原出发，经三岔儿堡，进攻后金的尚间崖，牵制后金的左翼兵力；
南路军：由辽东总兵李如柏率领，共两万五千兵力，从清河堡出发，沿苏子河前进，进攻后金的董鄂城，牵制后金的右翼兵力；
东路军：由浙江总兵刘綎率领，共两万兵力（含两万朝鲜援军），从宽甸出发，经佟家江，进攻后金的牛毛坞，从东线威胁赫图阿拉。
杨镐还制定了 “会师时间”：四路大军需在万历四十七年三月初二同时抵达赫图阿拉附近，发起总攻，避免被后金各个击破。他对四位总兵说：“咱们四路大军，十一万兵力，是后金的三倍还多，只要按计划行事，定能一举剿灭努尔哈赤！”
可这个看似 “万无一失” 的计划，从一开始就埋下了诸多隐患。
第一个隐患是 “兵力分散”。十一万兵力被分成四路，每路最多三万，最少两万，而后金八旗军虽只有六万兵力，却能集中使用，形成 “局部兵力优势”。杜松对此提出质疑：“经略大人，咱们兵力本就参差不齐，再分四路，若有一路被围，其他路恐难救援！” 可杨镐却不以为然：“后金兵力少，咱们分四路，他们肯定顾此失彼，你放心，按计划走就行！”
第二个隐患是 “信息不通”。辽东地区多山林，四路大军之间相隔数百里，且没有统一的通讯方式，只能靠信使传递消息。杨镐虽规定 “每日派信使互通情报”，可辽东的风雪天气频繁，信使常常延误行程，甚至迷路，很容易导致四路大军 “失联”。
第三个隐患是 “将领不和”。杜松性格急躁，看不起李如柏 “靠父荫上位”；李如柏则认为杜松 “鲁莽轻敌”，不愿与其配合；刘綎的浙江兵与其他三路的北方兵存在地域隔阂，互不信任。马林曾试图调解，却毫无效果 —— 这样的军队，一旦遇到突发情况，很难协同作战。
最致命的隐患，是 “计划泄露”。杨镐的军事会议刚结束，消息就通过叶赫的使者传到了赫图阿拉 —— 叶赫贝勒布扬古为了自保，派人将明朝的四路出兵计划偷偷告诉了努尔哈赤，希望后金与明朝两败俱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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