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吃瓜的欧罗巴百姓，吃了自己一身，萨拉热窝那两声枪火引燃了欧洲大陆的干柴，又在各国君主、政客与将军们相互递送的宣战书催化下，彻底燃爆。
短短数日，数十年精心构筑的外交体系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以国界划分的、充满仇恨与恐惧的战壕。宣战的电报如同死神的请柬，被无线电波送往四面八方，将整个欧洲拖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绞肉机。而各国的反应，则在狂热、茫然、恐惧与决绝的交织中，上演着一幕幕悲喜剧。
柏林的街道从未如此喧嚣，也从未如此整齐划一地充斥着一种情绪——狂热的民族主义浪潮。德皇威廉二世在无忧宫阳台上那番充满“生存空间”、“德意志钢铁意志”的宣战演讲，通过扩音喇叭响彻菩提树下大街，点燃了民众心中压抑已久的“强国”渴望与对“敌国包围圈”的愤懑。
“皇帝万岁！德意志万岁！”的呼喊声震耳欲聋，年轻的学生们是最早沸腾的群体，他们摘下眼镜，扔下书本，涌向征兵站，脸上洋溢着近乎宗教殉道般的激情，征兵站的工作人员接受了大批的文科生和艺术生，理科生则以各种理由拒收。
大学讲堂瞬间空了一半，教授们无奈地摇头，却也被这股洪流裹挟，转而投身于战时宣传或军工研究。街头报童的叫卖声嘶力竭：“号外！号外！无耻俄国率先动员！背信弃义的法国磨刀霍霍！英勇帝国被迫应战！保卫家园！”
《柏林地方报》、《十字报》等主流媒体头版通篇是激昂的社论和经过精心筛选的“敌国暴行”报道，将战争塑造成一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正义圣战。
征兵站前排起了蜿蜒的长龙，工人放下扳手，农夫离开田垄，小店主锁上铺门，社会民主党的反战声音在铺天盖地的爱国宣传和《戒严法》的压制下，显得微弱而孤立。
一种奇异的平等感在队列中弥漫，无论出身贵族还是平民，此刻他们都将是“为皇帝和祖国”而战的士兵。军需官们忙得脚不沾地，发放着仓促赶制的灰色军服和略显陈旧的Gewehr 98步枪。许多新兵兴奋地抚摸着刚刚大规模列装部队的“白虎·轻骑兵”，幻想着驾驶这种“德意志技术奇迹”碾碎敌人的防线。
军方，尤其是总参谋部，则沉浸在一种高度紧张又充满自信的亢奋中。小毛奇将军及其幕僚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庞大的战争机器正按照打磨了数十年的“施里芬计划”蓝图精确启动。铁路时刻表被调整到极致，一列列满载士兵、火炮和“白虎”的军列如同精准的钟表齿轮，源源不断地驶向西线和东线边境。
对法国的仇恨被刻意渲染，“为1870年复仇”的口号在军营中回响，对俄国的蔑视则根深蒂固，认为其动员的瘸子军不足为惧、装备落后，庞大的灰色牲口军团在德意志的钢铁意志和先进技术面前不堪一击。威廉二世更是意气风发，频繁视察部队和兵工厂，包括刚刚奠基、因战争爆发而暂时搁置的黑鹰飞机制造厂，坚信他的军队将在“树叶飘落前”凯旋。
然而，在狂热之下，并非没有暗流，一些经历过1870年战争的老兵和更为务实的工业家，眼中带着忧虑，他们知道战争的成本，也隐隐感觉到这次与以往不同。柏林黑市上的食品价格已经开始悄然上涨，主妇们默默囤积着不易腐烂的物资。但这一切，都被淹没在震耳欲聋的爱国进行曲和“进军巴黎！”的呼喊声中。
巴黎，这座光明之城，此刻被一种混合着悲壮与亢奋的情绪所笼罩，当德国对俄宣战并入侵比利时的消息传来，积蓄了四十四年的复仇怒火终于找到了宣泄口。
“打到柏林去！”成为街头巷尾最响亮的口号。
咖啡馆里，人们挥舞着报纸，高唱《马赛曲》，泪水与怒火交织，红白蓝三色旗挂满了阳台和路灯，与俄国的白蓝红三色旗并列，此刻法俄成了最亲密的“斯拉夫兄弟”，也不知如果告诉他们百年后的局面，他们会不会尴尬，可能只有华夏的民众看的才是最透彻的，国与国之间哪有那么情谊友谊的，再铁的感情也是利益和物理捆绑下的临时产物。
报纸成为煽动民族情绪的主力军，《费加罗报》、《小巴黎人报》等连篇累牍地控诉德国的“野蛮入侵”和对比利时中立的无耻践踏，将1870年阿尔萨斯-洛林的旧伤疤血淋淋地撕开。德国的形象被刻意妖魔化为匈奴人的现代版，对俄国巨熊的依赖被描绘成理所当然的“文明同盟”对抗“日耳曼军国主义”。
征兵海报上，象征着法兰西的玛丽安娜女神目光坚毅，手指东方，召唤着儿女们“保卫国土，收复失地！”
征兵动员令通过市政厅的布告栏、邮差的铃声和教堂的钟声传遍全国每一个角落，与德国类似，最初的反应是惊人的踊跃。农民放下镰刀，工人离开流水线，艺术家、作家、教师纷纷响应号召。火车站成了情感宣泄的舞台：妻子、母亲、恋人与即将出征的士兵紧紧相拥，泪水沾湿了显眼的红色军裤，空气中弥漫着离别的悲伤和“早日凯旋”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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