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刚过,服装厂里的空气比外面的数九寒天更冷。
那是一种无声的、粘稠的恐慌,弥漫在老旧车间每一个角落,压在每个人的心头。
下岗这个词,像悬在头顶的铡刀,不知道哪天落下,也不知道会落到谁头上。它还没掉下来的时候,就已经先把人的魂吓没了。
机器还在转,但声音听起来有气无力。工人们埋着头,手上的活计没停,眼神却时不时飘向车间办公室那扇紧闭的木门。每一次开门,每一次喊名字,都让一片埋头干活的身影几不可察地僵直一瞬。
“红梅,主任叫你去一趟。”隔壁组的,组长喊了一声,声音在空旷的车间里显得格外刺耳。
红梅的心猛地一沉,手里的针脚差点扎偏。她放下活计,下意识地看向斜对面的张姐。
张姐也正抬头看她,脸色煞白,嘴唇紧紧抿着,那眼神复杂得像一团乱麻——有恐惧,有祈求,还有一丝连她自己可能都没察觉的、生怕被抛下的紧张。她飞快地低下头,手指无意识地绞着一段线头,骨节捏得发白。
求生的本能,有时候会先于友情苏醒。那眼神里一闪而过的东西,叫自保。
灾难面前,人性经不起细瞧。平日里再好的交情,到了要抢最后一口活命粮的时候,也会露出底下那点不堪的私心。
红梅深吸一口气,推开办公室的门。
车间新主任老赵坐在办公桌后,脸色疲惫,面前摊着几张名单。“李红梅啊,坐。”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红梅没坐,站着,手指冰凉。
“厂里的情况,你也看到了。”老赵搓了把脸,声音干涩,“订单越来越少,仓库都快堆满了。上面下了死命令,每个车间必须裁掉三分之一的人。”
红梅的心跳得像擂鼓。
命运的通知书,从来不发到个人手里,都是由别人随口传达,轻飘飘的,却能压垮一整个人生。
“你是你们组的组长,技术好,人也年轻。”老赵看着她,语气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断,“组里得走一个。我的意思是,你留下。”
裁人就像钝刀子割肉,疼的不是被割掉的,是拿着刀、手上沾血还不得不继续割下去的人。他见得多了,心肠早就硬了,只是偶尔还会被那烫人的目光蜇一下。
红梅猛地抬头:“主任,张姐她……”
“我知道她家困难!”老赵打断她,声音提高了几分,带着烦躁,“老刘下岗,两个孩子上大学,谁不知道?可这不是慈善堂!厂子要活下去,就得留能干活、效率高的!”
“张姐干活也不差,她就是……”
“李红梅!”
老赵“啪”地一拍桌子,墨水瓶都震了一下,“现在不是讲姐妹情分的时候!我把话撂这儿,要么她走,你留。要么,”他盯着红梅,眼神冷硬,“你们组名额不够,我再从别组调一个补上,你跟她,一起走!”
一起走。
生活这把算盘,从来只算利弊,不算情义。
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对错,只有选择。选哪条路,都像是在割自己的肉去喂鹰,只不过一块是眼前的,一块是以后的。
这三个字像冰锥子,狠狠扎进红梅心里。英子高一了,没过几年,大学学费、生活费……常松在海上漂着,钱是能寄回来,可那活计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她不能失业,这个家不能没有这份工资。
女人的独立,有时候不是想不想,而是能不能。背后空无一人的时候,连倒下的资格都没有。
她的嘴唇动了动,还想为张姐争辩的话,在喉咙里滚了几滚,最终被那沉重的现实硬生生压了回去,变成一声无声的叹息。她看着老赵那张不容置疑的脸,知道自己说什么都没用了。
“想清楚了没?”老赵逼问。
红梅垂下眼睫,看着自己粗糙的手指,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清楚了。”
“出去吧。叫张春兰进来。”
红梅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办公室的。车间的光线似乎都暗了几分,她不敢看张姐的方向,只低低喊了一声:“张姐,主任叫你。”
张姐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在地上刮出刺耳的响声。
她看着红梅那失魂落魄的脸色,心里那点不祥的预感成了真,脸瞬间灰败下去。她跌跌撞撞地走向办公室,经过红梅身边时,肩膀狠狠撞了她一下。
红梅踉跄一步,靠在冰冷的机器上,那寒意透过棉袄直往骨头缝里钻。
办公室里隐约传来张姐激动的声音,带着哭腔:“……赵主任!不能啊!我真不能下岗!老刘那样……孩子学费……我求求您了!我给厂里干了十几年了啊……”
声音断断续续,听不真切,但那种绝望的哀求,像钝刀子割着车间里每一个人的神经。
突然,“砰”一声巨响,像是茶杯摔在地上的声音。老赵的怒吼传出来:“张春兰!你闹什么闹!这是厂里的决定!看你困难,已经照顾你了,让你干到过年!过完年再来结账!别给脸不要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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