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等红梅开口,张姐本欲破口大骂,话到嘴边却突然刹住了。
她看见红梅的脸色——不是愤怒,不是震惊, 那是一种对人性最后一点期待熄灭后的疲惫。愤怒还有力气;是累,累到连失望都觉得奢侈。
婚姻对女人而言,就是一场温水煮青蛙的慢性溺水。起初是算了,后来是忍了,最后连挣扎都懒得了,沉就沉了吧。
张姐心头一紧。
这些年,她和红梅吵过闹过,红过脸也互相帮衬过。
不行,不能火上浇油了。红梅肚子里还怀着孩子。有些火,能把人烧疯;有些气,能把胎儿坠掉。张姐是过来人,她懂。
张姐第一次没有顺着自己的脾气来。她一把拉住常莹的胳膊,力道大得常莹“哎哟”一声。
她转头看红梅,声音软下来,软得她自己都不习惯:“红梅啊,先别急。问清楚,万一是这泼妇满嘴跑火车呢?常松不是那种人。”
这话说出来,张姐自己心里都虚。男人是不是那种人,她活到这把岁数还能不知道?可她得这么说。她得给红梅一个台阶,一个喘气的空隙。
红梅站在原地,手扶着桌子的边缘。木头的边沿有点毛刺,扎进她手心,她没觉得疼。
“张姐,”红梅开口,声音很平静,“你和大玲看店。”
她转向常莹:“你跟我回家。”
英子立刻放下手里的抹布:“妈,我跟你一起。”
红梅没说话,默认了。
她不想在店里说这些。店里这么多人,客人刚走,碗筷还没收拾干净,空气里还飘着面条汤的味道。上次已经在这里闹过一场了,吵,打,丢人现眼。这次不行。这是她的店,是她一点一点撑起来的地方,再不能在这里丢人了。
家事就像内裤,脏了臭了也只能关起门来洗,晾到大街上,丢的是全家人的脸。
张姐急了:“红梅啊,有什么事在店里说啊,回家干嘛?这大热天的——”
“店里要做生意。”红梅打断她,语气不容商量,“张姐,麻烦你了。”
她说完就往门口走,步子稳,但有点慢。怀孕的身子沉了,她自己能感觉到。
常莹在后面跟着,脚步有点拖沓。她其实有点后悔嘴快,但转念一想,迟早要捅破的脓包,早捅早干净。她这次来‘服侍红梅’,姿态做足,红梅就算有气,看在她‘尽心尽力’的份上,还能真把她赶出去?到时候人情债抵着金钱债,天长日久地磨,磨到红梅自己都不好意思提,这债说不定就黄了。
英子背起自己的小包,跟在最后。出门前,她回头看了一眼。
张姐站着,手撑在桌面上,眼睛盯着这边,眉头皱得紧紧的。大玲也站在旁边,没动,也没说话。大玲是聪明人,这种时候,不看不问不说,才是最妥当的。
店门推开,风铃叮当响。
张姐站在桌子前,看着桌上那盘切好的西瓜。西瓜是刚才老夏带来的,红瓤黑籽,水灵灵的。
她拿起一块,咬了一大口。汁水顺着嘴角流下来,她用手背抹了抹。
“大玲,你吃吧。”张姐嘴里含着瓜,声音含糊,“你的夏哥哥给你买的,你快吃啊。”
大玲她没动西瓜,只是看着张姐。
张姐又咬了一口,这次咬得更狠,像在咬谁的肉:“怎么?舍不得吃?留着晚上做梦时候吃?”
大玲没接话,转身去收拾刚才客人留下的碗筷。她把碗摞起来,动作很轻,碗碰碗的声音清脆又克制。
张姐看着她那副样子,心里那股无名火又拱起来。装什么装?刚才老夏来的时候,眼睛都快粘人身上了。现在又扮起清高来了?
但她没再说什么。红梅那边的事更大。一万块钱……常松这个挨千刀的,还真敢啊。
门外,红梅拦了辆出租车。是一辆红色夏利。
司机是个中年男人,车里开着收音机,正放《九百九十九朵玫瑰》。红梅拉开前门坐进去,英子拉开后门,常莹跟着挤进后座。
“去哪?”司机问。
“公园路。”红梅说。
车开了。收音机里,邰正宵还在唱“我早已为你种下,九百九十九朵玫瑰”。
爱情可以虚构九百九十九朵玫瑰的浪漫,生活却要计算每一粒米、每一张钞票的重量。而此刻车里三个女人,一个怀着孩子,一个背着巨额债务,一个目睹母亲的心碎——她们需要的不是玫瑰,是活下去的尊严。
爱情是流行歌曲,生活是柴米油盐,一个负责让你哭,一个负责让你穷。
英子看着窗外,街边的梧桐树一棵棵往后倒。她想起上次常莹来闹,也是这样坐车回家。
那时候常叔还在家。
现在常叔在海上,在哪个海面漂着,她不知道。她只知道,这个男人又一次骗了妈妈。不,不是骗,是瞒。瞒和骗有什么区别?结果都一样——钱给了,没跟妈妈说。
英子心里那点烦躁又冒出来。她讨厌这种家务事,讨厌这种撕扯不清的亲戚关系。可她能怎么办?妈妈肚子里有孩子,那是常叔的孩子。这个家,已经和常叔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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