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语依第一次意识到，她太姥爷留下的那艘渡船不是一般的船，是在她搬进陈家渡口老屋的第七天。
她是被一个电话喊回来的。外婆的妹妹，她喊姨婆，在电话那头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断断续续的，只说了一句：“语依，你太姥爷的船，该有人接手了。你回来。”
楚语依在省城一家物流公司做调度，干了五年，每天对着电脑屏幕上的车辆定位和路线规划，日子过得像一潭死水。她没有多想，辞了职，退了租，把一个行李箱塞进后备箱，开车六个小时，回到了川南大山深处这个叫陈家渡口的地方。
渡口早就荒了。连接两岸的水泥桥修好以后，渡船就没了生意，太姥爷陈有福把船拴在老屋后面的歪脖子槐树下，任凭风吹雨打，再也没有撑过。他活了九十三岁，死在那张铺了五十年的木板床上，走的时候很安静，手里攥着一块发黑的桐油灰。姨婆把那块桐油灰用红布包好，交到楚语依手上的时候，浑浊的眼珠子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你太姥爷这辈子，摆渡了七十年。他没载过活人，他载的是那些过不了桥的。”
楚语依攥着那块红布包，没有打开。她不知道姨婆说的“过不了桥的”是什么意思，可她看见姨婆说这句话的时候，目光越过了她的肩膀，投向了老屋后面那条灰白色的江面。
那天夜里她失眠了。躺在太姥爷生前睡过的那张木板床上，翻来覆去，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窗外看着她。不是人，是水声。那条江离老屋有好几十米，隔着院墙和一片菜地，不可能听到水声。可她清清楚楚听见了，哗啦，哗啦，像有什么东西在水底下缓慢地翻动身体，又像有很多人在同时用指甲轻轻叩击着船板。
她坐起来，月光从窗户照进来，把老屋的青砖地面照得惨白。地上有水渍，一摊一摊的，从门口一直延伸到她的床前，像有人赤着脚走进来，在床前站了很久，又走了出去。
她去厨房找拖把，拖把是干的。她蹲下来摸了摸那摊水渍，是凉的，没有气味，和普通的自来水没什么两样。可她的手指触到水渍的那一瞬间，感觉到了一阵极轻极细的震颤，像有什么东西在水底下搏动，一下一下，有节奏的，和她的心跳重叠在一起，分不清哪一个是谁的。
她一夜没有合眼。
第二天一早，她去老屋后面看了那艘渡船。船是木头的，漆面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灰白色的木纹。船底长满了青苔，船帮上钉着几块补丁一样的木板，用桐油灰糊着，灰白色的，像伤口上结的痂。她踩着没过脚踝的草丛走到船边，伸手摸了摸船帮，木头是凉的，可她的手指触到那块补丁的时候，感觉到了和昨晚一模一样的震颤，很轻，很细，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翻了个身。
她把红布包从口袋里取出来，解开，把那块发黑的桐油灰放在船帮上。桐油灰在阳光下泛着幽暗的光，她凑近闻了闻，有一股极淡极淡的腥味，不是江水的那种腥，是另一种更古老的、更幽深的、像什么东西在黑暗里沤了很久的气味。
太姥爷陈有福在陈家渡口撑了一辈子的船，村子里上了年纪的人都记得他。他个子不高，瘦，佝偻着背，话少，脾气倔，撑船的时候嘴里叼着一根旱烟袋，烟锅子明明灭灭，像一只在黑暗中半睁半闭的眼睛。他只在夜里撑船，天一黑，江面上起了雾，他的船就无声无息地滑了出去，消失在那片灰白色的浓雾里。天亮之前他又回来了，船头湿漉漉的，像是刚从水底下浮上来。
村里人都说陈有福是在渡鬼，渡那些淹死在江里、困在水底下、找不到替死鬼无法投胎的水鬼。他们把那些水鬼叫做“水打棒”，怨气重的，拽住活人的脚就往水底下拖。怨气轻的，在水底下默默地等，等一年，等十年，等一百年，等一个活人不小心在江边滑一脚。
楚语依在老屋住下来的第一个月，每天晚上都在做梦。梦里她站在那艘渡船上，手里撑着一根长篙，船在黑漆漆的江面上无声地滑行。船头站着一个穿白裙子的女人，头发湿漉漉的，脸上蒙着一层灰白色的雾，看不清五官。她撑篙的手不像是自己的，船在江面上转了一个弯，钻进了一片浓得化不开的雾里。雾散的时候，船已经靠了岸，岸上站着一排一排的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穿着不同年代的衣裳，有穿长衫的，有穿中山装的，有穿碎花裙的。他们不说话，只是安静地看着她，像在等一个很久没来的客人。楚语依想开口问他们是谁，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她低头看自己的手，手心里躺着那块发黑的桐油灰，灰白色的粉末从指缝间漏下去，落在地上，被风卷起来，飘到那些人身上，像雪花，像骨灰。
楚语依渐渐从村里老人的嘴里拼凑出了太姥爷陈有福的另一面。他们说他不是普通的摆渡人，他是“渡魂师”，从他爷爷的爷爷那一辈就开始在这条江上摆渡。陈家世代单传，每一代只活一个人。不是因为身体不好，是因为这条江只认得这一个姓陈的。陈有福的老伴在他四十岁那年掉进了江里，捞上来的时候已经没气了。他没有再娶，一个人撑船撑到九十多岁，把那些困在水底下的魂一船一船地渡走，却渡不走自己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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