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景森是在接到那通电话之后的第四天开车抵达柳溪村的。电话是一个他从未见过面的人打来的，号码归属地显示为省城周边一个他早已忘记名字的小镇。对方说话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语速很慢，像是很久没有跟外人说过话。他说自己是柳溪村体育场馆的管理员，说他那里有一场网球比赛需要他帮忙。刘景森靠在办公椅上，把手机从耳边拿开看了一眼屏幕，又重新贴回耳边。他问对方怎么知道他的号码。对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段话——十几年前他在这边的体育馆打过比赛，有人还记得他。他的比赛记录保留在场馆的登记册里，后面附着他的联系方式，那页纸已经被翻过很多次了，纸边都磨毛了。
他挂了电话之后在办公椅上坐了很久。他现在的身份是省城一所中学的体育老师，教网球已经快十年了，平时除了上课就是带校队训练，偶尔周末打两场友谊赛，生活像一口被放置在平稳台面上的旧钟，指针走得很慢，几乎看不出在动。他想了很久，才隐约回忆起十几年前确实来过这附近的镇子打过一场邀请赛。那时候他刚拿了一个市级比赛的亚军，正是状态最好的一年，被朋友拉去凑数，说那边有个比赛缺人。他记得那场比赛的场馆很旧，地面是那种老式的绿色硬地，画线已经有些模糊了，球网中间略微下垂，像是被很多球打过后一直没有重新绷紧。他不记得对手的名字，也不记得自己当时是赢了还是输了，只记得比赛结束时天色已经暗下来了，他坐在主办方安排的面包车里离开，从后窗看见那座体育馆的灯一盏一盏熄灭，像是一只正在慢慢闭上的眼睛。那场比赛的记忆被他搁在某个角落很多年了，如果不是这个电话，他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主动翻开它。
他请了两天假，把车加满油，沿着导航往柳溪村的方向开。省道走了大约两个小时，然后拐进一条窄窄的岔路，路两侧的树越来越密，枝叶在头顶交叠，阳光被切割成细碎的光斑落在挡风玻璃上，像是正在被反复筛过。他开了大约二十分钟，在路尽头看见了一片灰白色的建筑群。体育馆比他记忆中更旧了，外墙的白色涂料已经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暗灰色的水泥，边角长出了青苔。窗户有一些破了洞，用木板从里面钉住了，有些钉了又被人撬开，露出黑漆漆的洞口。门口的水泥台阶上长着一层绿色的苔藓，像是已经很久没有人走过这条路了。可门是开着的，门轴的位置被油润得很光滑，像是经常有人推动。
他推开门走进去。一股陈旧的灰尘和橡胶的气味扑面而来，混着多年不开窗积累下来的温热和潮气。馆内比外面看要大，层高很高，屋顶是那种老式的钢架结构，几排日光灯管悬挂在钢架下面，有一半已经不亮了，剩下的一半发出持续的、低沉的电嗡声。地面是那种老式的绿色硬地，画线已经有些模糊了，球网垂在场地中央，网线有几处松脱了，在气流中微微颤动。场地中央有人正在拖地，拖把在地面上划出长长的水痕，水痕在灯光下泛着湿润的光，在干燥的空气中慢慢收窄变细。那个人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工作服，背微微佝偻着，拖地的时候动作不紧不慢，像是已经在同一个动作里重复了很多年。他听到脚步声，停下动作，把拖把靠在墙边，直起身来。他拍了拍手上的水渍，说了一句“刘教练你来了”。他看起来五十到六十岁之间，脸上的皱纹很深，眼珠浑浊，像是长期在昏暗的光线下工作，眼睛已经不太适应强光了。他自称姓周，是这座体育馆的管理员，已经在这里干了二十多年。
周师傅领着他穿过走廊，走进一间侧面的小办公室。办公室里有一张旧桌子、一把椅子、一个铁皮柜，墙角堆着几摞旧报纸，报纸的边角已经开始卷曲了。周师傅示意他坐下，然后打开铁皮柜，翻了一会儿，从里面拿出一本发黄的文件夹，封面上用黑色马克笔写着“赛事记录”四个字，字迹已经褪色了。他把文件夹翻开，放在桌上。里面夹着几张手写的记分表，纸已经脆了，边角一碰就碎。那场网球比赛的日期、选手姓名、比分，都写在纸上。刘景森低头看那个名字的时候，感觉到自己的呼吸像是停了一拍。他认得那个名字。那是他自己。
他问周师傅这场比赛是什么时候的事。周师傅说，这是十年前的一场比赛，两个选手都是本地人，都在那场比赛里受了伤，一个伤在左膝，一个伤在右手腕，后来都没能再打比赛。那场比赛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在柳溪村体育馆里打过正式比赛了。刘景森坐在那把旧椅子上，看着记分表上自己的名字，墨水已经褪成了浅褐色，笔画的边缘洇开了，像是被水浸过又晒干。他问周师傅他当年在这里打的那场是什么时候，对手是谁。周师傅沉默了一会儿，说：“就是这一场。”他指着记分表上第二个名字，“他就是你当年的对手，也是柳溪村的人。你和他打了一场，比分停在了那一局，始终没有人翻过记分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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