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尚总觉得烦恼比岁数跑得还快——明明心里还揣着四十岁的活络劲儿，额头上的发际线却退得像钱塘江潮，一路往后缩，露出块锃亮的脑门，油光比水光还足，瞧着比实际年纪老了一大截。可他实打实才五十六岁，偏偏这岁数卡在不上不下的尴尬处：多数工厂嫌他年纪大，不肯收他当合同工，连社会保险金都没法缴，想找份稳当营生都难。
闹心事儿更是一宗叠一宗，最让他揪心的，莫过于女儿婚事上的波折。这事儿的根渊，全在年初那件事——曾被他当成宝贝、捧为乘龙快婿的小老板，硬是跟女儿离了婚。更戳心窝子的是，连他疼到心坎里的小外孙，也被女婿带走了。现在想见外孙一面，尚崇得提前跟女婿“汇报”：女婿心情好，才肯让女儿见孩子；要是心情不爽，他连门都不给他们开。
这事儿憋得尚崇胸口发闷，可对着女婿又不敢发作。那天总算见着外孙，瞧见女婿请了保姆照料，孩子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倒也能看出女婿对孩子是上心的。尚崇没多说一句话，只重重叹出一口气，转身走出了女婿家的大门，脚步沉得像坠了铅。
又过了一段日子，老尚揣着满肚子憋闷进了理发店。年轻理发师捏着推子，笑着打量他，开口问道：“先生，想整个啥样发型？”在理发师眼里，这老头身材不高，圆脸配着平头，眉毛又短又淡，四肢短、腰身长，长相实在普通。虽说拆迁款让尚崇和街坊们手头松快了些，可那种打骨子里缺的修养，哪是穿件华服就能装出来的？更别提摆出讨喜的模样了。这些，理发师早见怪不怪。
“我要理发。”老尚往椅背上一靠，抬眼瞅着面前镜子里的自己——满脸沧桑，头发掺了不少灰白，“先焗黑，再理个威风点的。”
理发师笑了笑，麻利地支起焗油架子，又从柜上拿起推子忙活起来。没一会儿，发型就成了：尚崇脑袋四周被剃得干干净净，只在头顶中心留了一撮头发。他盯着镜里的自己，没说手艺好也没说坏，心里却空落落的——这发型没合他的心意，可潜意识里，他又盼着能有点改变，哪怕只是外表。纠结了半天，他像卸下重担似的站起身，再看镜里的新模样，倒也跟以前那副敦实相判若两人。尚崇对这新造型还算满意，心里琢磨着：前五十年都按规矩活，偶尔变变样也没啥——昨天街上修老镜片的老头，不还弄了个纹身嘛。
这一带自从拆迁户搬进来，原先低迷的经济倒被盘活了，可大伙都没个准方向，全凭着本能往前混。尚崇性子软，在街坊里没什么威望，连女婿都从没正经喊过他一声“爸”。这辈子他没跟人红过脸，可这次不一样——那女婿显然没把他放在眼里，他得有点“架势”才对。理发师看着他这股拧劲儿，只笑着摇了摇头。
老尚本不是城里人。以前他在城北乡下守着栋二层砖瓦楼，那楼是跟弟弟一起盖的，才十年光景，白墙还没褪成土色，墙皮上的石灰都还新鲜。后来城北要建垃圾填埋场，村里的地、田里的庄稼，连带着他们的楼，全被公家征了去。一夜之间，村里人都成了“暴发户”：牛棚里摞着的锄头铁锹，换成了奔驰宝马；人人揣着名烟、喝着名酒，女人们也戴起了金珠宝玉。外头的人都羡慕他们村，个个想往村里挤。可早在四年前，政府就禁止地方出售建材了，村民们想在拆迁前多盖点房多拿补偿，也没了法子。
后来许多人拿了赔偿款往城里闯，可多数没文化、不懂理财的村民，不过四五年就返贫了——文化上的差距、对城里生活的陌生，成了村里人心里说不出的痛。尚崇的情况稍好点，多亏他跟对了人。他认识几个有点本事的人：有人炒股、有人开实体店、还有搞科研和做药代的。靠着这些人的提点，尚崇没把老本花光，哪怕经了几轮“剥皮似的”投资，也总算保住了些养老钱。
街道口的麻将馆，成了他和同村老伙计的据点。每天“三缺一”的吆喝声震天响，赢了几毛钱就拍着桌子喊，输了就扯着嗓子骂，周围的市民被吵得不胜其扰。可比起那些没地种、没工作的城里失业人员，尚崇他们的日子还算滋润。只是这群拆迁户心里的“慌”，像野草似的疯长——人人都不甘心混日子，却又苦于找不到方向，只能一天天地熬着。
尚崇的妻子以前在村口小工厂串手串，一个月能挣几百块。拆迁后，她还惦记着那活儿，想接着干，老尚却总嘲笑她：“挣那几百块，连瓶好酒都买不起，不如回家躺着舒服。”妻子被他说得心里发酸，一气之下就辞了活回了家。打那以后，夫妻俩天天窝在床上，要么无所事事地闲逛，成了实打实的“躺平派”。
其实老尚当初是乐意拆迁的，图的就是城里的方便。在他眼里，农村的房子不值钱——家里就一个女儿，早晚要嫁人成别人家的人，他和老婆守着日渐冷清的村子，哪怕二层楼再新，也显得空落落的。城里多好啊？烟火气足，医院几步路就到，超市里啥都有，比村里赶大集方便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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